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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19491976（第4页）

而王霞在《海岛姑娘》（1961）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则完全是男性化的“铁姑娘”

的形象了，这件作品很典型地反映了毛泽时代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趣味，画中那个纯朴健壮的劳动妇女形象正是新的时代所要求的“能顶半边天”

的女性形象。

以她们如男人一样健康结实的体魄，来与以往那种弱不禁风的“资产阶级小姐”

形象相区别，这种审美趣味进一步膨胀，便是对所有柔美的事物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便是“文革”

中那种“红、光、亮”

形象的出现。

在《海岛姑娘》之前，单应桂已经创作了《当代英雄》（1960），画面中的两个主要女性，一个高举铁锤，一个紧握钢钎，十足的男子汉气概，尤其是两位女性的双手，在视觉形象上完全男性化了。

相比之下邵晶坤的《铁姑娘》（1958）却是依然还保留着更多的女性特征，远不像题目所标示的那样。

与此同时期的赵友萍创作的《代表会上的女委员》虽然体积感并不强烈，但塑造的却也是坚强有力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

“女委员”

象征着毛泽东时代的妇女所获得的一种政治身份，“代表会”

是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力机构，身着藏服的藏民以“女委员”

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妇女被提高的政治地位。

此时期的“铁姑娘”

形象不仅是女性的自主追求，同时也是和当时的妇女政策紧密联系的。

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

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大量的男性劳动力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妇女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

[7]尽管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妇女解放，但“大跃进”

运动的实际效果却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男女都一样”

战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此时的中国，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男女同工同酬、对妇女的劳动保护政策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权益甚至引起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关注。

[8]客观上讲，“大跃进”

运动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既有积极的意义也同样有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当通过国家政权的干预，广大妇女终于可以大规模地参加社会生产时，她们也就实现了妇女的社会化和经济独立，与此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父权制。

然而，正是通过集体化政策和人民公社运动，妇女在走出家庭摆脱了对丈夫或父亲依赖的同时，又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深深依赖。

再者，将“男女平等”

这一妇女解放的目标理解成“男女都一样”

之后，实际上是以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性，具体来说，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男女平等”

的要求并不关注于权利的平等，而是把体力的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由此带来的后果一个是不顾妇女生理上与男子的差异，鼓励女同志在劳动中从体力上向男人看齐，一再向女性身体的极限发出挑战；另一个是泯灭女性的性别特征，以男性的美来要求女性，所以“铁姑娘”

成为那个年代妇女的代表性形象。

[9]这种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实质上隐含着无视性别差异的不平等。

在这一时期视觉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尤其是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自身形象的塑造，自觉向“铁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