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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画革新思潮中的政治叙事 基于美术革命与新国画运动的比较研究（第3页）

驯至今日，言绘画者，几莫不以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

[6]显然，吕澂的“美术革命”

指涉的是“西画东渐”

以来中国画的时弊现象与现代转型问题。

在具体方法上，吕澂列出专业针对性很强的四条解决路径：一、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

；二、梳理“有唐以来雕塑绘画建筑之源流和理法”

；三、介绍“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当今各新派之真相”

；四、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

[7]。

不难看出，四条路径是建于中西美术史的内在逻辑与客观比较之上的，吕澂希望借助美术史论的专业性来改革美术的现状，并最终将“美术之衰弊”

落脚于社会民众对“美”

的认知上：“姑就绘画一端言之，自昔习画者，非文人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

[8]可以说，吕澂选择的是一条与倡导全社会进行美育的蔡元培相似的路径。

有学者认为他是“王国维、蔡元培之后较早从事美学研究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学者”

[9]。

如果说，吕澂瞄准的是中国美术存在的问题，陈独秀的表述更像是一篇讨伐中国传统绘画的“革命檄文”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10]其矛头表面上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其深层指向的却是封建社会传统体制的弊端。

足以见得“吕文更强调‘美术’概念的推行和绘画与社会道德秩序的关系，意在伦理；陈文则直指‘王画’的因袭之弊，同时主张输入写实主义，意在政治”

[11]。

回到时代的政治语境中，只有将这场“美术革命”

纳入到整体的新文化运动中才会显现出其客观性。

与之最具可比性的当属由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

，新文学的革命理想就是达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像坚持以白话文改革文学一般，写实方法成为改造绘画的不二法门。

不同于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的保守色彩，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陈独秀则采用更为直接的“拿来主义”

，用西方方法“革传统的命”

。

原因即在于在他看来，那才是一种科学与民主的语言，只有借此方式，中国传统自娱的文人艺术才能真正回归大众。

不难看出，在此种语境中提倡写实主义绝非绘画语言与技法革新所能涵盖的，将“写实”

概念作为社会政治变革工具来使用的动机不言自明。

由此可见，“美术革命”

之所以选择写实，其重要的考量原因是充满工具主义动机的。

因为，西画的输入让启蒙与改良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写实语言的视觉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易懂与形象特征对于塑造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写实具有一种潜在的“民主”

特性更易于与大众产生文化关联，进而进入政治领域。

事实证明，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以来，写实概念一经进入中国，便迅速地融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政治话语的最佳实践者。

导致“美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