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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画革新思潮中的政治叙事 基于美术革命与新国画运动的比较研究（第4页）

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语言革命，更成为政治革命的独特表征。

显然，“美术革命”

是当时整体社会政治思潮作用于美术领域的直接结果，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美术界“革命”

话语的社会动因与直接来源。

由于其发起者与参与者以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为主，导致这一思潮从一场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与反思开始进而成为社会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而言，“美术革命”

所强调的采用西方绘画写实语言体系改造传统绘画的程式化危机的确对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此“写实”

并非核心目的，其背后的政治诉求——“革命”

才是初衷。

这也使得这一场发生于20世纪早期的国画革新思潮兼具了学术思想和社会变革方面的多重意涵。

“新国画运动”

的意识形态化表达

国画革新与改造的思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延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画界发生了两件代表性事件。

一是1949年4月，80多位倡导改造传统国画的画家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举办了一场名为“新国画”

的展览会。

这次展览共展出200多件作品。

展览作品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姿态，大多以反映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及社会新面貌为主题。

美术理论家蔡若虹给予此次展览高度的认可：“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一个进步的现象，是颓废不振的国画艺术开始转向新生的现象。”

[12]美术家江丰更是将此次展览的意义上升到时代意义的高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些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

[13]从二者的评价不难看出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笔墨趣味转向社会性表达的国画风格初露端倪。

二是1949年《人民日报》“星期文艺”

副刊开展的“国画讨论”

引发全国范围的关注。

这次讨论的出发点基于传统中国画封闭的语言程式、审美趣味以及腐朽没落的价值观与当时为人民群众服务、讴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中国文艺宗旨严重错位的现象。

蔡若虹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使国画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地适应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创作内容的转变，是改革国画的重要关键，也是新国画区别旧国画的主要标志。”

[14]紧接着，美术界极具影响力的美术家江丰与理论家王朝闻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相继刊出，它们都将矛头指向传统国画的陈旧观念与表达方式，他们认为“要紧的是：首先要严格地深入地检讨我们的审美观念，首先要割舍尚存在的，对于旧形式、旧风格的偏爱。”

[15]1949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探讨新时期的文艺发展问题。

美术界的回应清晰且迅速。

1949年8月10日，以“革新国画”

为宗旨的“新国画研究会”

在北京成立。

各地闻风而动，天津、上海、沈阳、长沙、兰州等地也开始纷纷成立新国画的研究与创作机构，通过组织画家学习新的文艺方针，指导新国画的创作实践，将国画家的创作观念统一到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上来。

一时间国画界创作十分活跃，也产生了一批贴近生活的新国画作品。

“新国画运动”

正是在此种思潮与环境中出现的。

《人民美术》于1950年创办，在创刊号上，标题“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

的代发刊词号召进行一场体现新时代的“新国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