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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图像的史诗书写 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回望与思考（第3页）

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栗宪庭的《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孙美兰的《现实主义势必发展》等文章。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多方位地讨论了现实主义手法的源与流、承与变的问题，也反映了新时期以后美术界相对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在这一进程中，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从以往正襟危坐的创作姿态，转换为相对平易亲和、蕴含个体情感的表达。

新时期以来，唐勇力的工笔画巨制《新中国诞生》，冯远的《世纪智者》，王明明、蔡玉水的《刑场上的婚礼》，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李翔的《民以食为天》等中国画作品，也都在葆有个人艺术语言特点的同时，显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与史诗风格。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也在表现题材与绘画本体语言领域有所拓进与延展，如闻立鹏的《红烛颂》、靳尚谊的《瞿秋白》、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沈尧伊的《遵义会议》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从艺术家个体对于革命历史人物的感知出发，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和特定历史场景，引发了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新世纪以来，随着树立文化自信、建构国家形象的需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中心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系列国家美术创作工程的陆续发布实施，对于主题性创作的横向拓宽与纵深发展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从2005年至2009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2012年至2016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到2017年推出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

，再到2018年8月启动的“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

，在各类主题创作项目工程的引领带动下，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主要呈现出推陈出新、关注过程、拓展疆域和理学双证的特点与方向，也将新时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引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如美术理论家邵大箴所言，创作工程的意义，正在于“从题材和表现内容上对当下中国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唤醒了艺术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题材，将改革开放以来繁荣但略显失序、失度的中国艺术创作引领到关注民生、关注现代生活、关注历史的方向上来”

[4]。

这种“失序、失度”

的现象，恰恰成为新时期以来主题性绘画创作需要反省和重视的新课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随着“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

等国家级美术工程成果和展览的开幕，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新作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中，诸多尺幅巨大、描绘人物众多的党史题材美术作品，连同党史馆广场前《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五组大型主题雕塑，都以视觉形象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

在新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恢宏画卷中，一代代艺术家将温润的家国情怀、激昂的革命意志与厚重的历史观照相结合，留下了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名作。

抚今追昔，以图像叙事承载历史书写、展现革命历程，在今天愈发展现出巨大的艺术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

这些经典作品告诉我们，图像可以证史，艺术更能从历史事件的场景再现中，钩沉与开掘国家民族的历史文脉，以艺术家个体视角诗意地还原历史真实，展现国族群体价值观，以更好地理解当下、面向未来。

“艺术真实”

与“历史真实”

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以表现历史事件、人物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为主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宏观视角与个体趣味的结合。

正如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绘画史上出现的表现历史事件与个体人物的诸多名作那样，历史题材绘画创作常常着力于形象性地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或事件，有的显现出清晰的国家意志与价值倾向，有的为展场或陈列场馆定制，受命于赞助人或委托方，使观者能够通过作品直观感知历史事件、场景及其相关人物性格，从而起到社会宣教与图像记录的作用。

与文本性的历史文献相比，虽然美术创作的纪实再现功能相对难以详尽描述、记录精确的信息与全面的意象，但视觉语言对于历史情感的理解与深化，则使这种创造更为生动、感性与直观。

表现民族文化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艺术家本身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深刻思考。

因其具有特定选题、学科交叉的具体要求及多门类、多面貌、大体量的艺术特点，主题性美术创作也同时兼具了艺术性、文献性与历史性，须从艺术形象的想象性、假定性，人物造型与情节叙事的丰富性，生动的表现力以及艺术语言的力度，思路构想的准确适当等方面，从艺术表现的角度切入主题。

由此，“艺术真实”

与“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