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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2页）

中兴，“海上画派”

“岭南画派”

的崛起，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的建立，现代留学制度的开启，通俗美术的发生，摄影术的引入，康有为对写实画风的推崇等。

这些接踵而至的事件与现象，构成了迥异于传统美术图版的早期现代性图景。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并非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而是由一系列的事件与现象所构成。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还可以从广义的角度——审美现代性发生的角度去探索。

如果这一角度得以确立，那么，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中晚期。

晚清的历史大变局构成了现代美术发生的基本前提。

[1]

19世纪中叶，当古老而发展缓慢的中华文明遭遇到生机勃勃的西方现代文明时，便注定了一系列历史性悲剧与灾难的发生。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仅仅迫使清政府开放了数个沿海口岸，未对其造成伤筋动骨之痛，从而又让它沉睡了20年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则让清皇室与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变局。

诚如李鸿章在奏折中所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

……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2]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始，建立在华夏中心主义基石上的中华文明，历经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衰落过程，直到其皇权、士大夫阶层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为止。

历史大变局所带来的灾难与冲击，从发生之际就深深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记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而言，它所带来的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同样明显——它既形成了百余年来难以逆转的殖民文化意识，又成为文化、民族、国家认同及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

两次鸦片战争后，在“历史大变局”

的惊悚中，无论是皇室，还是士大夫阶层，皆以发现西方、发现现代的姿态，广采西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

晚清思想家魏源从“经世致用”

的高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高度概括了战后以“采西学”

为核心的新思潮。

这一口号不仅极大丰富了近代以来的“经世致用”

之命题，也为战后国家的政治、文化策略提供了新的方位与路径，可称之为战后思想与文化的总纲领。

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1861年清政府始设立“总理衙门”

[3]，作为总揽一切“洋务”

的总机关，同时开设“采西学、聘西师”

的同文馆。

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向“天下”

意识形态告别，自愿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员，中国迈入“现代”

的序幕由此拉开。

在实业层面上，对西方船坚炮利之“长技”

的切身感受与膜拜，迅速转化为旨在自强图存的“洋务运动”

。

洋务官员们不但效仿西洋模式兴办了一批以军工产业为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而且建立了堪称强大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另外，洋务派还大举兴办西学馆，“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

[4]。

同时，清政府还向西方派遣留学生。

这些重大举措直接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储备了现代化知识人才，事实上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端。

作为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起始，洋务运动无疑打破了“宁可求全关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