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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3页）

的夷夏之防与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也意味着中国人开始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的历史变易观取代了冥顽迂腐的形而上学不变论。

那些从洋务运动中汲取来的新知识、新观念，“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相袭的成见与信念”

[5]。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结果较之于洋务运动本身或许更有价值。

这一时期，晚清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汤震、郑观应等人的杰出贡献是，确立了“中本西末”

“中体西用”

的“洋务之纲领”

，将中西文化关系定位为：“中学为其本，西学为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6]作为过渡性的现代思想命题，这一理论主张在近现代文化初兴时期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其后诸多命题与公理的建立，莫不以此为原点。

尤为可贵的是，19世纪80年代后，无论是洋务派实践者，还是改良派思想家，皆意识到西学不仅“技”

“器”

“用”

先进，而且其“本”

“体”

更为强大。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王韬、郑观应以超越“中体西用”

的姿态，提出了一个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新理念：即“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

[7]，“融合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

[8]。

这一理念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开了其后思想界重识西学之本质的先河。

洋务运动持续了35年，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辟了可贵的探索之路。

然而，它最终失败于自己的局限性上：对西方文明的撷取仅仅止于“器物”

层面，“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化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

[9]。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之中”

，而“中国大多数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10]。

1896年，梁启超为此感叹道：“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

风雨猝，则倾圮必矣。

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

[11]对西学采用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未能在启蒙层面上普及西学，导致中国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完全失败。

这一巨创，不但直接印证了“洋务运动”

在价值取向上的缺陷，也彻底宣告了“洋务式”

现代化方案的破产。

甲午丧师，始“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

。

血肉与屈辱的代价所换来的，是中华民族在族群意义上的整体性觉醒，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西方文明的汲取由“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