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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4页）

“技术”

的形而下层面，上升至探索体制与精神本源的形而上层面。

此后，思想启蒙运动与新学思潮运动大潮迭起，风起云涌，与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等改良式的政治现代化尝试互为表里，不仅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而且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精神形态的现代化进程。

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失败，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以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洋务派那里，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文化，这是由其固有的政治主张及“中体西用”

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

1895年后，一批经过现代文化启蒙的青年士子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较短时间内，他们即以自觉的“兴西学”

取向和构筑“新学”

体系的姿态，取代了洋务派而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主体。

所谓“新学”

，主要内容有二：其一，在探索西学“精奥”

与“本源”

的基础上，超越“中体西用”

的框架，将“中学”

“西学”

关系重新定位为“中西会通”

；其二，从国家救亡与富强的角度，发现“民”

的主体性价值，由此展开以启迪民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运动。

很显然，新一代士子的现代政治与文化探索，具有方位与路径意识，据此不难看出，1895年或许才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真正开始。

其后的动人情景是，战前被动的“采西学”

迅速转向战后自觉的“兴西学”

运动，一度达到“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

[12]的社会热度。

研习“西学”

不再是知识阶层和“洋务派”

的专利，而是向下延伸至民间的绅士阶层。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知识精英开始在精神、本源层面上展开对西学的探索。

在这方面，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的见解最为深刻。

他以为，在西学体系中汽机、兵械、天算、格致等，不过是“形下之粗迹”

，而其“精奥”

“要义”

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

。

[13]这个判断，几乎囊括了西学要义：科学精神、方法论与现代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

以认知西学的精奥为基础，维新派的知识精英们以为，“中学”

“西学”

皆为有体有用、体用完备、不可割裂的思想与文化体系。

以此而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有着巨大的缺陷。

那么，何以重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