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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5页）

“西学”

之关系？维新派给出的方案是“中西会通”

。

对此，梁启超的构想是，在“中学”

“西学”

融通为一的基础上，“冥思枯索，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

[14]。

具体一点讲，就是以文人集团天才的冥想为依托，将先秦儒家原典、诸子学说和外国学问（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公理、公法）融通为一，即为“新学”

体系，也就是“中西会通”

。

在新学潮流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以托古改制方式构筑起来的“新三世说”

，最令人瞩目。

在这个学说中，康有为以重释儒家经典的方法，将民权、君主立宪、变革等西方思想，尽数纳入其中，构成了以“中学”

为表象、以“西学”

为核心的新文化体系。

[15]

在维新派主导的西学启蒙思潮中，对“民”

的发现以及“新民”

概念的确立，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推进，已由器物、技术层面上升至政治文化主体重建的高度。

在西学政教理念、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启蒙主义者发现，“民”

才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是国家救亡与富强的根本。

如何塑造“新民”

，启蒙主义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思潮呈现三个清晰的理路：（1）改造国民性，重塑国民新道德；（2）张扬、保障“民权”

；（3）开启民智，建立现代知识体系。

围绕国民性改造问题，梁启超先后撰写《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自由书》《呵旁观者文》等文章，痛陈中国人“爱国心之薄弱”

“独立性之柔脆”

“公共性之缺乏”

“自制力之欠阙”

，不留情面地剖析了中国人人格中的奴性、旁观等“劣根性”

。

在国民性判断的基础上，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办报宗旨中提出了“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16]之主张，又在《新民说》中祭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

“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的“道德革命论”

[17]，试图借以重塑国民精神和理想人格。

此外，陈天华、谭嗣同、邹容等人也纷纷著书立说，大力挞伐国民“自夸”

、以“心机”

为尚、“奴隶习性”

等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