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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6页）

孙中山则直接将国民思想道德与国家政治相联系，认为“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

[18]，并提出重塑国民道德的关键在于“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

[19]。

以塑造“新民”

而展开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影响深远，其余绪一直延伸至“五四”

以后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

在启蒙主义者看来，“兴民权”

是将“民”

提升至国家政治文化核心地位上的根本保障。

“人人平等”

“人人有自主之权”

，才能完成救亡与强国之大业。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兴民权”

即为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原则与纲领。

为了准确地阐释“民权”

，严复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创造了社会有机体理论。

他以为，这个有机体的强与弱，取决于每个社会个体的品质，即每个个体的“力、智、德”

水平，而个体品质的高低优劣则由“民”

的自由和权利状况所决定。

[20]梁启超则将“民权”

与“国权”

相联系，以为所谓“国权”

不过是每个个体“民权”

的相加，“民权”

强则“国权”

强，则国家强盛。

[21]由是论之，“兴民权”

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

严复为首倡“新民”

观之思想者。

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推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为“今日至切要务”

的“三民”

思想。

[22]在严复的社会有机体思路中，“民”

能否成为国家救亡与富强的主体，在于他的知识水平与理性自觉，即“智”

性的优劣。

[23]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