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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7页）

为基础，严复所预设的启蒙主义路线为：由“智”

而自治，由“自治”

到“自由”

“自利”

，再到“利民”

，最终指向国家的统一与富强。

应该说，在所有的启蒙主义方案中，严复的设计是最为高超的，其本质在于：“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富强为基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中，将自由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关怀整合为一。

在这里，个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并非指向个体生命本身，而是指向国家的富强和统一。

很显然，在严复的方案中，救亡的民族主义才是自由主义启蒙的动力与归宿。

因而，从一开始，中国的启蒙本质上就是救亡的启蒙。

严复的融民族主义关怀与自由主义理想、救亡与启蒙为一体的启蒙现代性方案，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救亡启蒙运动，也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取向与演进路径。”

[24]

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所奠定的现代文化走向，在戊戌政变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然而，其后不久的1901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倒退只会加速帝国的崩溃，无奈之下颁诏变法：“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已酿成大衅。

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至富强。”

[25]晚清“新政”

由此开启。

在不到三年时间内，维新与保守、变法与守旧、时代大势与历史逆流之关系，戏剧性地翻转过来。

所谓晚清“新政”

，可谓蕴含了诸多复杂的意义——它既意味着一切阻碍变法的旧秩序、旧势力的行将终结，又标志着晚清新文化建设的全新开始，亦象征着晚清60余年来启蒙主义的全面胜利。

“新政”

实施后，西学扩张的速度远远超出了启蒙主义者的预期。

上至皇室、士大夫阶层，下至士绅和普通民众，皆以习西学为尚，可谓“举世风靡”

。

1903—1912年的约10年间，全国所建的新式学堂约87272所，在校学生达293万人，[26]出国留学生超过2万人。

[27]这一时期，发行的各类报刊涨至600余种，[28]译介西学著作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1904年，译书的数目已至533种。

[29]尤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知识阶层编著新学著作的热情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到1904年，经中国学者之手编著的新学著作即达631种。

[30]新式学堂、留学生、译书、新学著作、新闻报刊的联袂而至，共同构筑起晚清最后10年西学东渐的盛大景观。

主导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是一批中西学兼修的新型知识分子。

与戊戌维新派相比，他们的思维完全突破了经学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与批判上，在对泰西学术的判断与抉择上，在“中西会通”

命题的理解与实践上，更具理性精神，也更具现代文化建设的视野与胸怀。

对待旧学，他们的态度是“拾其精英，弃其糟粕”

。

[31]旧学在他们手中一分为二，即“国学”

与“君学”

。

国学乃民族自立于世界的“一种独立精神”

“民族主义的根柢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