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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8页）

[32]而“君学”

则为糟粕，“皆奴隶之学也”

[33]，是“中国贫弱的根源”

[34]。

在西学的引进、移植及抉择上，新知识分子群体已退去早期的非理性狂热与盲目，表现出他们前辈所没有的理性、境界与自觉。

换言之，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蒙昧者，而是具有主动抉择能力和文化自主能力的群体。

“汇择其长者而取之”

[35]，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知识阶层的普遍共识。

很显然，这种巨大的进步，是建立在几代中国士子对西学不断地理解、领悟和阐释之上的。

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就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中西会通”

命题深化与再构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新文化的主张。

如果说“吸收与保存两主义并行”

显示出他们在中学、西学问题上的理性态度的话，那么，从精神层面上完成中学西学的深度融合，则意味着“中西会通”

这一命题已升华至本体论的高度。

以此为基石，新知识分子群体从不同的角度，以丰饶的文字与想象，祭出了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各种构想。

其中，周树人（鲁迅）的表述颇具代表性。

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力主在“外之既无后于世界之潮，内之而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的前提下，“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36]。

从新知识分子群体诸多文字中，可以体察出，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主张与构想，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也是晚清几代启蒙主义者跋涉了半个多世纪所力图达到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构想中，新知识分子群体对民族新文化既做了政治界定，又做了文化界定。

在政治方面，民族新文化的核心是“国民主义”

[37]，因而，它与“知有君而不知有国”

的旧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在文化方面，民族新文化的边界是“民族主义”

，因而，它与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是相抵牾的。

回顾起来，一部危机四伏、风云变幻的晚清社会史，就是一部启蒙主义者的奋斗史，也是一部新文化的发生与自塑史。

在这里，有一个历史性的谜题是值得深思的，那就是，在何种力量的驱动下，启蒙主义才能连续跨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新文化运动而毫不衰竭呢？答案既要从日益腐朽、气息奄奄的封建主义体制中去探究，更要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扩张与入侵的史实中去寻找。

19世纪以来，麻木不仁的皇室、陈腐而迟缓的官僚阶层、统治乡村的地主集团，以及享有文化特权而高度自诩的文化体系，构成了“封建主义”

的全部内容。

它所能给予这个国家的，只是连续不断的衰败，而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则让中国近现代史变成了一个古老民族不断蒙羞的历史。

还有什么比这两种灾难交织在一起更能引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呢？可以说，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激起的民族认同感、民族一体感及爱国主义情感，才构成了以救亡为核心的启蒙主义的精神动力。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新民”

的塑造等，无论作为社会的主流情绪，还是作为启蒙主义的核心内容，都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发酵过程中。

至20世纪初，在启蒙主义者的推动下，它们已上升为体系化的主导性的社会与文化观念——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民主义。

这三者以内在逻辑关系而构成了一个明确的价值指向——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

。

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这是结束中国一切苦难的唯一途径。

因而，在这里，一个明确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民主义，作为晚清社会末期主流的政治与社会观念，一直决定着启蒙主义与新文化建设的方位、路径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