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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第11页）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期间，广州被清政府定为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45]“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

[46]。

在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区，外销画创作依托商贸的隆兴而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期。

[47]此后，随着开埠通商城市的增多，以及十三行的焚毁，外销画渐趋衰落。

关于外销画的评价以及它在中国美术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

客观地讲，它在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但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方面，它以题材的世俗化、形式的多样化、价值的商品化而独具一格[48]；另一方面，借“外销画”

的流传，西洋写实画风在中国画家那里植入了一颗种子，并影响了岭南地区的中国画风。

新视觉领域的开拓及经验积累，是中国美术现代转向的内容之一。

在这方面，西方摄影术的引入，具有开拓性意义。

众所周知，摄影术的诞生，脱胎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1826年至1827年间，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JosephNiièpce，1765—1833）用针孔照相机拍摄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张照片；一是法国人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JadeDaguerre，1787—1851）发明了具有实用价值的银版摄影法。

1839年，摄影术获得法国官方承认后不久便传到了中国。

[49]这要感谢另一位法国人于勒·埃迪尔（Julesltier，1802—1877）。

1843年，这位法国海关官员到达中国，拍摄了一批有关中国的达盖尔法银版照片，由此拉开了中国摄影艺术的历史帷幕。

毫不夸张地讲，对中国美术既有观念及格局而言，摄影术引入的革命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新的视觉经验，摄影术的再现性图像冲击并影响了中国绘画的结构与形态，丰富了中国美术的视觉领域；同时，摄影术强化了美术的社会与政治功能。

摄影术一经登陆，便在外交、战争、日常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学写实主义的合法性；另外，通过摄影的基本业态——照相馆，视觉经验转化为商品而被广泛普及，由此成功地塑造了大众的视觉美感。

这意味着摄影从登上中国本土那一刻起，即有商品与美学的双重价值，而摄影其后的发展也正筑基于此。

2.现代美术意识的自觉（19世纪60年代末至1895年）

19世纪60年代末期至1895年，随着洋务运动的持续推进，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政治上的“忠君”

、伦理上的“求仁”

，转向了以国家的富强为终极目标，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策略亦深入社会、文化各阶层，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准则。

在美术领域，一个深刻的变化是，既有的对西方美术的被动反应，已升华、转换为一种自觉的现代美术意识。

这种意识不仅表现在对西方写实艺术、建筑、通俗美术的主动移植与借鉴上，也表现在以新入旧的传统美术资源的改造与重构上。

时代的价值转向，反映在中国画领域，就是金石画风的拓进、海派的形成以及代表人物的出现，这也是晚清中国画坛最为卓著的成就之一。

晚清金石画风以赵之谦（1829—1884）、吴昌硕（1844—1927）为代表，两者皆上承清乾嘉、道咸以降的金石碑学思潮，踵事增华，汲古开新，注重以富有金石气韵的篆隶笔法入画，开创出朴厚古雅、削金刻石般的金石大写意画风。

金石画风的形成，不啻是中国画在面对外来压力时内部的一次自律性的调整与嬗进，也可以理解为美术对社会价值转向的自觉反应。

与金石入画的文人雅致风格相比，另一海上大家任伯年（1840—1896）则以世俗情怀和以俗入雅的语言取向而独具一格，形成了海上画派的另一维度。

赵之谦、任伯年之后，吴昌硕以集大成的姿态，在雅与俗、民间与文人趣味之间做了整体性的调整，创立了亦雅亦俗、重拙大气的新风格，并由此完成了现代中国画内在逻辑的建构，对后世的影响甚广。

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海上巨擘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海上画派的成形与崛起。

总体而言，海派绘画风格是芜杂而兼容的，它在沾溉晚明清初文人写意之遗泽的基础上，复旁采外来艺术、民间艺术以及金石碑版艺术之风规，自成面目。

其画风虽有主流，却并无一统。

回顾起来，可以说，海派的成形与崛起，既是中国美术在应时而变中自我调节的结果，又是鸦片战争以后商品经济、市民文化与外来艺术共同作用的产物。

通俗美术的兴起成为现代美术推进的重要表征。

19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印刷技术的传入，石印画报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都市陆续刊行，如上海的《小孩月报》（1875）、《瀛寰画报》（1887）、《图画新报》（1880）、《点石斋画报》（1884）等。

画家吴友如（约1840—1893）曾担任《点石斋画报》主笔，后又创办《飞影阁画报》（1890）和《飞云阁画报》（1895）。

这些画报以新闻性、世俗性、趣味性与中西兼容的艺术语言，描绘了欧美时风影响下的光怪陆离、包罗万象的都市新事物与市井生活，系统性地呈现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