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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术馆与文化策略（第1页）

论美术馆与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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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一个美术馆，怎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跟它的文化策略有关。

文化策略，从大的层面讲，是一个区域政府或者整个国家对文化的定义与规划，它涉及文化的传播与交往，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战略性的思考与策略性的把控。

对于具体的美术馆来讲，它涉及在每个历史阶段，应该怎么样服务于政府、国家，并以美术馆的职能与专业性去建构一种文化现实。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和国家对文化战略、文化策略的认识都与文化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判断相一致，也并不是宏大的文化策略是一成不变的，美术馆有它的专业职能与学术规范，需要有独立的文化思考与运作，或者说需要一些文化的自律；同时，不同的时间节点和阶段，不同的文化现场，都需要不同的策略考量。

这在我的工作中，无论是在当年的广东美术馆，或者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我都希望能够通过美术馆功能职责与文化特点来进行策略思考，来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现实。

而这种现实应该是与时代、与区域、与前沿的文化、与一种长远的文化战略有关。

每个阶段都可能会有它的不同工作与对象，它们之间具有相关性、连续性，形成一种有序的现实，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去实现一种宏观的文化战略。

在这样的现实与过程中，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把美术馆打造为肩负文化使命的公共空间，这成为我管理与运营广东美术馆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起点性问题。

一、广东美术馆：自觉与自主

当年广东美术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建构形成它的文化策略，来形成它的一种战略思想与重点的？

1996年，我从广东画院调往广东美术馆任副馆长，刚到美术馆时，主要协助林抗生馆长做广东美术馆起步时的政策制定、专业方向规划，以及运营管理和学术工作。

在当时，全国的美术馆行业及对行业的认识，基本上仍处于混乱状态，几乎没有人知道一个美术馆应该如何进行规范化的操作，更不要提与国际业界已成熟的美术博物馆体系进行文化上的对接。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美术馆所处的文化现场是：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美术馆行业疏于专业化的管理与发展，基本缺失学术的作为和文化的针对性，研究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在当时，国内美术馆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全国绝大多数美术馆都是“群艺馆”

“展览馆”

的性质，充斥着大量的家属员工，没有具体经费，没有专业标准，而社会上很多有识学者对当年的美术馆体制大有看法及诸多批评；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广州地区相对保守与市民化的文化氛围，因为市民社会的过度发达而对公共领域文化意识的削弱，广东一直以来市民文化的意识非常强大，知识分子的所谓力量或者文化的意识是相对薄弱，甚至很容易被消解的。

1.以学术研究为龙头，带动美术馆展览、公共教育与收藏

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美术馆，它如何能够在所在的区域做出文化的贡献，使得这个区域的文化力量有所提升，尤其是如何能够使区域的文化素质得以全面的提高，包括对文化意识、历史意识、国际文化问题、前沿文化等有更多的了解，并做出一种呼应，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种氛围下，我协助林抗生馆长在参与制定美术馆的发展规划时，特别提出了学术研究是重点是龙头，以研究为龙头来带动展览、公共教育、收藏等一系列其他的相关工作，或者以它来建构广东美术馆的形象，以此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目标。

一个美术馆，如果没有一个学术的标志标杆，或者没有一种学术的作为和文化针对性的话，这个美术馆基本上等同于展览馆，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空虚、苍白的展览场所。

2.寻找美术史的“失踪者”

一个美术馆，如果没有一种文化态度，它将是一个庸俗的展览场所，或者只是一个政治的传声筒，这是当年广东美术馆一直在回避的。

广东美术馆在“学术自觉与自主”

层面开展的第一个议题，是介入艺术史的研究，并寻找艺术史上“失踪者”

的踪迹。

在1997年开馆之后，广东美术馆开始推动学术研究相关工作，包括强调以独立的文化精神、知识态度重新审视和发掘艺术史问题，并先后策划了“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上半叶广东美术专题展”

“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

“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

“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纪念展”

“浮游的前卫——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与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上海、东京的现代艺术”

等历史性研究专题展。

在对待艺术史问题上，特别强调了关注在历史中形成影响、构成意义的人、事、艺，并对艺术进行当代视角的研究和展示，发掘历史中被遗忘的艺术家和艺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