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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开始 自延安采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的民间美术学科发展之路（第2页）

针对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方向，他鼎力推动易行而极具表现力的木刻运动的发展。

鲁迅提出自己“采用旧形式，探索新形式”

的思想理念，“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

[5]此后，鲁迅与柔石等人组织朝花社，收集、翻译、编辑出版西方版画和中国传统版画作品书籍，邀请日本内山嘉吉举办木刻讲习会，提携青年学生，帮助青年人成立木刻研究会、画会，在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办木刻联展……可以说，不论是技术、技法等物质层面，还是思想、艺术理论等精神层面，鲁迅先生都给予了新兴木刻运动全力的扶持和指导。

新兴木刻运动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走向了**，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力武器和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更是成为民族生存和斗争的号角，成为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在解放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翼美术传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日益加剧，很多知识分子、艺术青年怀揣保卫祖国、革命救亡的民族理想从中国各地奔赴延安地区，投入后方的革命斗争中。

1938年初，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就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7]。

鲁迅艺术学院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专业，后又增设文学系。

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青年木刻家最初主要学习欧洲版画表现技巧，但作品黑白块面的画面形式语言以及前卫的内容不能被老百姓接受。

与此同时，木刻艺术工作者也认识到年画、剪纸、皮影等传统美术在民间中受喜爱和欢迎的事实。

此后，延续鲁迅在左翼美术运动时期提出的“择取中国的遗产”

观念，延安木刻教学重新确立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的原则，其中，延安木刻的民族化“并不是把早已传到中国的外来技法排除于木刻创作之外，而是有选择地保留着曾为中国新兴木刻革命化有过影响的外来技法，并在适当地融合于阳刻线条造型的中国传统木刻技法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刻艺术”

[8]。

有学者指出，“解放区木刻艺术的‘民族化’，实际上是木刻艺术的‘民间化’”

[9]。

为何提出“民间化”

的说法，要从木刻艺术的创作源泉说起，艺术工作者借鉴了木版年画和民间剪纸等中国民间传统美术形式，他们搜集、整理和学习民间剪纸、年画等民间美术作品，保留图像的形制样式和风格特点，用表现新生活、新时代、新气象的主题对内容加以替换，将传统民间年画、窗花改造为新年画、新窗花，这就是“民族形式”

的探索过程。

其间涌现出江丰的《读书好》、古元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彦涵的《军民合作，抗战胜利》等优秀作品。

2.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为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先后召开了三次关于文艺工作的座谈会，主要针对当时革命文艺发展中面临的作品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现象。

应邀出席会议的十余个单位的百名文艺家中，一半以上是鲁迅艺术学院现任的教职员工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

毛泽东同志在认真听取文艺界意见后，总结了理论、实践问题和相关的经验教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文中明确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等重要观点，其后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

针对鲁艺的教学与实践工作，毛泽东提出了“大鲁艺”

和“小鲁艺”

的教育方针，“小鲁艺”

是指鲁迅艺术学院，“大鲁艺”

则是指人民火热的社会生活，号召鲁艺师生们走出“小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