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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设计的几个片段 教育资本东方设计学和新技术（第2页）

在设计面前，任何人都做不了假，必须拿出精湛的手艺、精妙的东西，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于是，如今西方的商学院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些贴近生活的设计，通过寻求与之合作的方法，将生活里的创意变成商品在线上或线下销售，从而赢得利润，实现转型。

这种转型使得商学院进入了设计的领域，创业者开始通过设计来改善民众生活的质量，创客现象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批人从商学院走出来以后，无论是对于商业管理还是商学院的发展方向都有重大的影响。

这种注重年轻人创业，专心于实体经济，同时关注生活质量，以此赢得利润的行为，变成西方商学院一种新的模式。

商学院的转变同时也给设计学院的转型带来了契机。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过建筑设计教育的中国著名青年建筑师范凌，他谈到关于美国设计学院的现状时，明确提出了西方设计学院办学的两大重点，即经济学与社会学。

对比之下，目前国内设计学院的状况令人担忧。

中国的设计学院仍恪守包豪斯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专注于对造型、色彩进行固定模式的基础训练，这种格局对于当下的社会来说未免过于守旧。

范凌提出的西方设计学院的两大主张和倾向不是概念化的纸上谈兵，而是提出了设计教育实质性的主张：一是在经济学领域用商业的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在社会学领域用批判性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经济学层面，将问题加以解决需要先期进行社会调查，再进行产品制作与加工，最终以实物的形式进入物质流通系统。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了解销售、服务、品牌等经济学知识，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发现问题所在。

例如2015年1月26日，淘宝“大战”

国家工商总局事件。

这其实也是设计学院应当关注的事情，阿里巴巴的电商模式在运营方式上接近义乌小商品市场，其在打造这样一个收益平台的同时，就需要保证平台的公平公正。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商家和商品数量庞大，假冒伪劣的产品防不胜防，一时无法全面遏制。

那么就要逐渐通过法律法规和自己一整套有效的管理来完善，履行上市公司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能因为国家的政策支持，就一味地趋利避害，只享受利益不履行责任，这样的价值取向不能苟同，所以这样的叫板是否也需要反思？这正是这个社会发展过渡阶段混乱的时代产物。

再回到设计学院，同学们对这些近在咫尺的问题也一定有所感觉，如此，课堂上的老师再隔靴搔痒地大谈工艺史、高科技派等陈旧的知识，同学们自然会不为所动。

那走入社会，大学所授又有何益？言及设计，今日乃多元社会，每个人的选择已然不似过去物质匮乏之时有所局限，而是呈现更加多元的状态。

因此，这就要求设计学院对于某些社会现象能够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

从社会学层面来说，设计学院应当更富于批判的精神，启发学生对关乎人的本质性问题以及人和物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

正如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在《物体系》（LeSystèmedesobjets）中的阐述：“当物作为一种符号存在时，也就意味着，物品通过相互间的意义指涉关系，构成了一个可以自我容纳和生产自足的符号意义体系，物从中获得了意义的自治，物的存在也就取得了其本身的合法性。”

在这里，鲍德里亚心目中的物本身就是主体，可以自我言说、自我生产、自我消费，与当代设计产品在符号消费的层面上的“物”

的意义，实际上是同一所指。

在当代技术的普及前提下，新设计不再追求实用功能的新发现，而是为更广阔的“消费”

制造一种无中生有但却能刺激购买的“符号”

，此时，在设计师和使用者之间不存在契约和服务关系，流通中的设计之物成为“自在之物”

，物有了最终的意义体系，因此，鲍德里亚要论证的是作为“自在之物”

如何得到解放从而获得其自主。

这似乎又和设计理论研究的最终使命殊途同归。

除此之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批判前人非科学形态的异化之后揭示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本质，以及法兰克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

进行的激烈批判同样值得设计教育加以重视。

设计学院应始终秉持批判的态度，站在一个冷静理性的立场，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这两点成为推动西方设计学院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范凌所提到的这两点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或许还是在于培养学生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批判性思维，我想这才是大学教育应该做的事情。

我国的艺术学科自201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从原来隶属于文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升级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设计学也成为其下属的一级学科。

各个学校在成为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发展上，仍处在从完成招生指标到满足社会需求的学科建设之中。

在这里，教育产业化与教育质量的协调问题仍十分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