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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设计的几个片段 教育资本东方设计学和新技术（第4页）

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比较稳定的一个概念，它既不是天生的贵族，也不是天生的平民，而是撇开这些社会符号的平等的个体。

此后社会的发展也是人的多样性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这个时候如果用单一理念去约束人们多样性发展的需要，既不明智也不合理。

在设计界存在这样一种思潮，那些既做设计师又创办公司的人，他们的内心憧憬着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梦见约翰·鲍尔》里描绘的场景。

重复营造着这样的画面：“划着一条小船，缓缓地沿着泰晤士河，徐徐前行，登上一个码头突然进入了中世纪，大家都很神性，风景也很干净……”

又或是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的生活。

这种带有60年代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的情怀，在某种层面上是好的；但这种“好”

容易偏“左”

而走向异化，使其忽视今天年轻人多样化的需求。

所以，我认为，设计界需要对这种“权力”

加以“检讨”

与反思。

我们应该注意到设计界有很多次回潮，对于手艺的回归更是极为多元，这就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勇于面对，一定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

只有真正注重人们需求多样性的设计，才是真正为“人民”

服务的设计。

明代哲学家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

，在商业和设计紧密结合的今天，后现代物质消费理论的出现，促使人在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了极富意义的思考。

设计从来都不仅仅呈现为单向度的物质功能属性，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坐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关注点更多地从物质走向文化，从功能靠向情感，这种“即事是学，即事是道”

，更加注重情感属性也成为设计的一种新趋势。

2003年，一些设计学者相继提出了设计的伦理学问题，我和曹小鸥发表在《美术观察》杂志上的《设计伦理：从人机适合到人际和谐》，已经从中国古代思想追溯源头，认为墨子的“节用”

观点，与后来西方功能主义者的追求有相似之处，少即是多，不仅是设计原则，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观点。

伦理学的讨论对象是人，是人的道德问题。

众所周知，道德问题在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始终是变化的，一个社会的道德形态，虽然是这个社会人群中的普通主体与精英分子互为作用的结果，但追根溯源，那些原始伦理习惯的产生，最初必然是生产力影响社会关系的产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三大件，已经是物质结构中能和人精神产生密切联系的所有物件。

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带来的思考已经远不止如此。

比如转基因技术，众所周知其已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

这些年随着新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物之间的感情与伦理的因素。

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设计的综合性使得它和传统的设计性质迥异，这时候我们从伦理学视野来观察设计，有可能会成为重新审视人工造物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三、东方设计“学”

的可能性

谈及设计与生活之后，再将目光投向我们的传统。

我们一方面继承了东方独有的美学精神，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势必会走向“民族主义”

。

在当下科技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如何回归中国人系统的生活方式、寻找缺失已久的民族根性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设计的回溯本源，可以归结为“什么是中国设计”

的问题。

包括我所供职的中国美术学院，最近几年都提出“东方设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