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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工笔画的语言建构及其意义（第6页）

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指出俄罗斯式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

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

。

而在一个最基本的规定上理解，知识分子即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以社会责任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参与社会而不是独善其身，具有现世情怀并介入现实，同时具有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当然，如果一定要从俄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上理解，就还要加之以批判精神而介入社会。

事实上，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样式，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则是知识人而同时具有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并介入现实。

而介入现实并不只是批判式的，那种积极的、正面的、建设性的介入也实现着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在消费时代所带来的价值体系崩坏的当下生活中，以艺术的方式呼唤人们求真、引导人们向善、提升人们的审美等，都可以实现知识分子建设性的现实介入。

当代工笔画以“画”

的言说方式与现实密切相连，在表现现实的丰富性、真实性及直接性方面，它既优越于水墨写意，也优越于那些所谓的“当代艺术”

。

水墨写意画对于现实的真实描绘被其对笔墨形式本身的追求而大大减弱，所谓的“当代艺术”

也是用意识形态的图解而削弱了现实表现的真实性。

而当代工笔则以其精细的描绘展现现实与想象的一切真切形象，并以其视觉语言的直接性而完整无遗地传达其观察与感受。

当代工笔画家自觉地融入时代潮流，他们关注现实并力求以艺术的形式，传递对于当下文化的思考与情怀。

他们既不像文人画家那样清高，也不会像当代艺术家那样疏离；他们的作品既不像文人画那样或风花雪月或枯寂荒寒，也不会像当代艺术那样或反叛、嬉皮，或荒诞、粗暴。

他们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担当起文化建构的知识与艺术角色，他们以重视造型、尊崇色彩及认同制作等观念，重塑为文人画家用“不求形似”

“水墨为上”

“尊道轻技”

等解构了的中国画，从而以回归“绘画性”

而实现中国当代画学体系的重建。

同时，他们自觉地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保持一致，用精美的艺术去为精致文化讴歌，并以崇高的道德感召，去扬善驱恶，去发现美、表现美，去培植人们的健康情感，从而以一种正面的价值取向、积极的建设姿态，参与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之中。

在“五四”

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白话文学”

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的主张。

康有为在其《万木草堂藏画目》中也提出院体画为画之正法，而墨笔粗简者为别派的观点。

如果说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替代关系，因此而能够形成“正宗”

与“别派”

之分，那么，在中国画中，工笔与水墨尽管有其成长的先后之别，但它们却并不一定要在时间上先后替代，反而说，它们应该是长期并存的两种言说方式。

如果说宋元以来的文人一直将水墨视为“正宗”

而将工笔目之为“别派”

，康有为的主张意在拨乱反正而有其当时特定的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代的建设性的视角下，当代工笔与水墨写意的地位与关系则清晰地呈现为：它们是中国画这个博大精深语言体系中的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它们正是以制作与书写、玄淡与色彩、性情与功夫、挥洒与谨严等一系列整齐的对偶，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中国画的当代形态，就如同刚健有为的儒家与虚极守静的道家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一样，也如同儒家的“人工”

“绚丽”

与道家的“天然”

“虚淡”

共同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