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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与当代性(第3页)

20世纪90年代最早一批的西方收藏者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地基,进入新世纪国内市场在学习与观望中开始觉醒。

在更大的时代环境中看,本土资本的上场是20年市场化后的必然,也是国际地位攀升后的必然,中国当代艺术被这场忽来的东风从圆明园一举冲入纽约、伦敦。

五六年间,一幅作品的成交额可翻涨百倍。

[4]专业博物馆、画廊以及权威批评家的缺席使得市场在交易、创作中成为绝对主导。

体系的不健全促使这场狂欢加速升温,国际派“四大金刚”

[5]与本土派“F4”

[6]、“新F4”

[7]相继而来。

无论社会还是资本层面,艺术明星以娱乐明星的方式站上了高台。

井喷式的繁荣掩盖了诸多原生问题,为之后长时间里市场的徘徊、震**以及创作的瓶颈、失语埋下伏笔。

以中国当代艺术“F4”

来看,2000—2005年市场仍处缓慢上升期,2006年四位艺术家的上拍及成交量同时骤增4—6倍,2009年、2010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场低迷,2011年稍见回温,但2015年又开始新一轮的下跌。

总成交额也清晰地反映出市场趋势,2006—2008年、2011—2014年两段总体上呈上升势态,四位艺术家目前成交价前十位的作品也多在这两个时期拍出。

2015—2020年,虽偶有高价作品拍出拉高总成交额,但整体上拍及成交率相较此前有所下滑。

2007年北京诚轩推出的岳敏君《音乐》以1125.6万元成交,2018年这件作品再次出现在北京保利的拍场上,最终以1127万元拍出。

相隔11年,1.4万元的差价很难说是作品升值。

王广义2011年由香港苏富比拍出的《批量生产的圣婴——绿色》再次出现在2021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成交价由10年前的244.2万元下滑至191.2万元。

“F4”

中市场相对稳定的张晓刚也有多件作品价格缩水,2010年香港佳士得以600.42万元拍出的《血缘——大家庭·戴军帽的男青年》在2014年以502.29万元再次成交。

2017年北京保利第三次推出该作品,最终价格为483万元。

作品价值不稳定、受资本影响暴涨暴跌是长久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普遍问题。

以“F4”

为代表的艺术家在一段时期内代表了中国艺术的“当代性”

,但作品中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是否与其市场价格匹配是不断被质疑的问题。

时代记忆与个人创伤的书写、对商业及流行文化的批判、以玩世荒诞消解宏大叙事,艺术家反复使用相同的主题、形式进行自我的符号化。

当创作语境与当下产生距离时,作品是否仍具意义便成为问题。

西方目光的持续介入及其对作品内核的形塑也受到关注,部分学者站在反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指出艺术家刻意迎合西方趣味。

政治波普与传统符号移植看似两极,实则相同,都是面向资本市场创作的“正确”

法门。

作品形式、材料、制作手段看似多元,但在深层的艺术语言、价值内涵上常是刻板、单一的。

当代艺术市场的诸多乱象既有外界环境作用,也有自身内部问题。

同样是金融危机影响下的2009年,春拍西泠印社推出的潘天寿《春塘水暖图》以2072万元成交,创下艺术家个人新高。

该作品在2005年曾以1800万元的底价流拍,2009年的高价拍出不仅证明了作品价值,也反映了市场态势的稳健。

同年保利秋拍推出的吴彬《十八应真图卷》以1.6912亿元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书画的最高价格。

齐白石、张大千、朱德群等人的作品也在秋拍中取得佳绩。

与当代艺术市场相比,古代及近现代艺术市场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仍然稳定,与市场保持良性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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