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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与当代性（第8页）

在这样一份发行于海外的主流媒体上创作，设计师面临着诸多挑战：既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又要满足插画在轻松氛围下辅助表达的功能需求；既要符合中国的文化、政治身份，又要符合当代审美，展示当代艺术风貌，同时尊重、适应发行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

经过多次的风格调整，《中国日报》找到了适合自身当下需求的表达形式。

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传统工笔画的细腻、柔和，又可于构图、色彩等表现手法上感受到当代的气息。

与作为国门第一道风景线的首都机场壁画一样，为《中国日报》设计插画是用中国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社会需求促进了艺术的更新发展。

艺术活力一方面源于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与其他优秀文化保持开放交往。

谈及敦煌艺术，常沙娜强调其在艺术形式上呈现了中国艺术继承民族传统和发展的历程。

今日所见的敦煌艺术融合了中原、西域等多种文化，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曾有过的经济、文化往来。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敦煌艺术始终保持着延续更新的状态，而无固守僵化，这与历代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是分不开的[17]。

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亦深受东方文化影响，如浮世绘与凡·高，桂离宫之于陶特，老子的“有”

“无”

哲学与赖特的“有机建筑”

观等。

无论西方视角下的解读是否客观、真实，不可否认的是，在努力挣脱传统寻求审美现代的时期里，陌生又鲜明的东方风格曾成为西方艺术家的灵感来源和精神出口。

也正是因此，当西方现代艺术传入中国，不少艺术家曾指出其中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相似之处。

这一方面说明东西之间有可共通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念基础；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艺术在交流中发展的一般规律。

“本土的”

“民族的”

并不意味着陈陈相因，而是可随时代环境不断更新、扩展自身内涵。

西方现代艺术对亚洲、非洲艺术的汲取与再发现也强调了艺术无分高下，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都蕴藏着出新的可能。

东方与西方携带着自身的历史印记，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行进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背景与艺术家个人的关系更为紧密，国际对话的基础是各有特性、和而不同，盲目地以他者审美规训自身只会在愈发多元的环境中丧失立场与身份。

“中国艺术的背后是诗学和哲学，西方艺术的背后是科学和神学，它们都寄托着人类与宇宙对话的希望和情怀。”

[18]刘巨德将中国艺术称为通往宇宙的另一条路，中国注重万物内在关系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物我无别的精神取向都显现、凝聚于艺术之中。

接续着林风眠、吴冠中等人的艺术道路，刘巨德使用传统笔墨，但又吸取西方在面与形体上的处理方式，作品题材近于西方传统，而画中关系及内在逻辑则源于东方。

“浑沌”

是刘巨德在理论及创作探索中的关键词，也代表了其个人的艺术风格：这种“浑沌”

是抽象的，但又充满了生命的节律。

同样坚持着现代水墨创作，杜大恺则是关注生活中的鲜活场景与直接经验。

在这里“真”

与“实”

的表现并非如西方绘画强调色彩、光影、透视，而是以简洁、单纯的色块营造出象征性的山水或城市乡原，其宁静、永恒的氛围使人回想起传统水墨画的观看体验，但构图与技法又是现代的，且常带有设计感。

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诗性融于结构与水墨之间，旧有的系统难以概括，艺术家完成了语言风格上的创新。

杜大恺曾以“空白为底”

“以线造型”

“平面性”

“装饰性与程式化”

“似与不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