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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与当代性（第9页）

这五点阐述中国画的语言系统[19]。

各部分互为存在前提与结果，这一系统决定了传统绘画的独特性，也成为中国对世界艺术的重要贡献。

水墨既是形式，同时也可成为当代创作中的材料。

张健君常使用墨、宣纸、毛笔等元素，通过转换材料状态及构成关系创作了一系列带有实验性的当代作品。

1992年完成的《内在的雾》因所用材料简单而常被归入极少主义。

在一件金属容器内盛有水与墨汁，对器皿加热，水墨渐成气体向上蒸腾。

通过控制温度，水墨保持着缓慢的蒸发，观者于无声中见到时间的形状，也在渐浓与消散的墨香里嗅到时间的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场所拥有了一种安宁、从容的氛围，现代的建筑空间与传统的东方精神相遇相适。

作品背后是禅宗还是道家已不复重要，人们在环境中的体验相通，艺术的感染力带有超越性与普世价值。

常与意大利“贫穷艺术”

（ArtePovera）相提并论的日本“物派”

（Mono-ha）也曾对当代艺术产生重要影响。

李禹焕将物派艺术的主张表述为“将物体分解到时间、空间的大背景中去”

[20]。

使用未经加工的石、水、木等材料，并将其放入具体空间和工业品之间以模糊边界，制造一种暧昧的关系。

与许多西方当代艺术流派同样，物派作品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物质泛滥等现状的忧虑、批判，但其手法是含蓄的。

在创作中，李禹焕敏感于物体、空间以及介入者之间的关系，关注“场”

的产生与变化，这也是李禹焕在中国的老庄哲学和日本西田哲学中的学习收获。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物派艺术并未囿于“资本主义”

或“全球化”

等时代主题亦步亦趋的回应。

世界的真实性、自然的存在状态似乎才是艺术家真正关心的问题。

对日渐陷于“当下”

并为其障目的西方艺术而言，这种东方式的敏感和超越性正是其在自身历史中无法获取的养料。

全球化时代，各文化间的交往、合作空前蓬勃。

“当代艺术”

与“当代性”

的书写仍是进行时，各国家民族、艺术流派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多元，推动创新。

从“现代”

“后现代”

到“当代”

，西方艺术经历了一个“百家争鸣”

的时代，但也问题重重。

中心主义与文化殖民在近年来的反思与抵制中退潮，东方的艺术语言、发展模式成为急需的补充与参照。

中国的当代艺术终究会走出自己的路，以中国的现实与思考来形塑“当代性”

，这种形塑既反映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也融汇于整个世界对于当代性问题的思考。

[1]时胜勋：《从“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