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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背景下构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范式途径探讨（第4页）

和“彼时”

语境下价值的对照，凝练出少数民族艺术之于当下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对于纵向时空关系的观照是关注“彼”

与“此”

的历时性映照，而着眼于民族民俗、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类与艺术相关的傩祭、民俗、生产等活动则多表现为共时性背景下的“厚描”

。

由于少数民族艺术自身的固有功能与社会属性使然，对于民俗、信仰、祭祀等活动的认知，就必须从单纯的个体向具体的文化、社会语境转换。

据此，所谓的“艺术”

才有可能获得合理的诠释和升华，而绝非仅运用理论或资料对其进行纯粹的表达方式、手法、意味等的还原，与“时空”

之“场”

的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不仅需要从历时性角度对少数民族艺术的产生语境进行观照，还需运用共时性观念来还原该艺术表现形式之情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取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的线索。

换句话说，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一旦更换了“场”

，决然不再会具有其本初的目的和功能。

因此，“场”

是少数民族艺术生存、活化和承继的根基。

再者，在借鉴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中，以历史脉络为主线，注重具体化、微观化、专门化，强调研究对象的限定性，也应作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重要思路，进行分类型、分功能、分应用、分场域的对标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在对于与少数民族民间宗教相关的“艺术”

表现形式的研究中，功能、场域上的细分是必需的，不能因形式相似就混为一谈，诸多少数民族民间宗教中的具有艺术特质的表达，多与具体的实施者和适用的场合密切相关，当神职人员介入或主持之时，神性（巫性）即已注入其中，该类被视为“艺术”

的民间宗教表现形式的性质和价值也因此得到了升华。

可见，只有将“时空”

作为考量的第一要素，明确少数民族艺术的时空之“场”

，少数民族艺术的特性和价值才有可能被准确把握，如在少数民族民间宗教活动中，诸多具有“艺术”

特征的行为多为神职人员历代师承，文脉性特征显著。

在主旨教义一致的前提下，各地、各寨的师承又因各自对于教义的理解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形式或功能，这种可控的“讹变”

特征往往恰能成为赋予该类行为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成因之一。

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中，这种特点就完全可被作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切入点，依循历史主义视野，更深层次地理解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情境，进而总结出其文化和社会价值。

这种具体化、微观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视角，不仅体现出少数民族艺术自然的物性意义，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在析清其历史和文化症候的基础上，发掘出丰富多重的少数民族艺术创作观信息，甘肃文县的“池哥昼”

和平武的“曹盖舞”

均为白马藏族的“面具舞”

，是一个主题的两种表现，却形成了两地面具制作的细微差异。

这种差异，与其“时空”

走向很显然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在具体研究中则正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发掘和分析其民俗与地域文化、族群诉求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深层次地提炼出“神圣”

“世俗”

“亲和”

“疏离”

“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