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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背景下构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范式途径探讨（第6页）

民族，历史上的氐羌与今天的藏羌，其“变迁”

多为被动之变，如先秦时期的分布区域之变，秦汉时期的生产结构之变，中古时期的制度体系之变等，这些变化无不在其艺术创作和展示中获得了体现。

基于此，将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引入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之中，线性的“时空”

可观测其流变的规律，动态的“变迁”

则是考察其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的重要观测点，而非仅以静态的、“文化遗留物”

的视角来审视。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虽然在总体发展上，少数民族艺术的形式、观念等方面可能相对滞缓甚至落后，但若就此武断地拉低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地位，将极易失去发现少数民族艺术价值的重要机会，因而在研究中，必须对此心态加以矫正。

古羌自源起始，在其聚居区域上，历经了青海、甘肃、四川多地；源起于甘肃的古氐，其族群主体也历经甘肃、关中和川西北地带，各自的文化内涵在一次次的“变迁”

中不间断地吸收和充实进新的文化因子。

窥斑见豹，“变迁”

的共时性与“时空”

的历时性正是共同构成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两大要素，形塑出民族特色浓郁的表征和“艺术”

风貌。

在当下羌族民间艺术的表现风貌上，“变迁”

的影响依然显著。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聚居于高山地带的羌民整体下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材料等方面，对于其民族艺术创作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适应于高山条件的民俗艺术、服饰艺术、工艺技术已不再适应河谷地带的生态特点，不得不改变或淘汰，而这些改变则正是“变迁”

的结果。

可见，在历史发展中，“变迁”

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必然要历经的过程，当然，其中所易产生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造成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特点，若一味地按照客位主观的意识办事，势必会与其传统艺术创作观形成冲突。

对此，在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应用于民族艺术研究时，有必要进行重点关注。

仅限于地理空间的变迁，尚不能称之为根本性变化，因为这可以通过文化的适应而达到整体社会的适应。

“他文化”

尤其是现代文化的侵入，更有必要成为历史主义研究范式重点关注的“变迁”

。

这是因为，“变迁”

不仅是一种物质环境的变化，更代表着一种话语体系的转型。

游牧的或农耕的生产结构，在造物的观念和表现上是截然不同的，“动态”

是其最显著特点，只有以动态的眼光来审视“物”

，其历史造物观的流动轨迹、“他文化”

的影响痕迹、宗教信仰的浸入、审美意识的表达等才可能逐层显现，才有可能使单纯的少数民族艺术形式生发出新的光彩。

基于这种认识，传承与革新可视为“变迁”

两大显著特征：传承表现为对少数民族艺术本源的坚守，革新则显示为在适应文化生态基础上的再发展，是一种对于异质性与多样性动态发展的认知和价值追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只有秉承良性的传承和革新，少数民族艺术的创作才具有持续更新的必要与可能。

申言之，“变迁”

的实质就是文化个体或群体在新的时空背景中的解构与重构，在适应中的裂变与传承，包含了生成、发展、传承、革新等多维度的动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