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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背景下构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范式途径探讨（第8页）

因此，在“时空”

和“变迁”

中寻找“编码”

与“解码”

的合理对接，应成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主要目标。

就此而言，在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中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也是必要和可行的。

进行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其目的是从具体的艺术创作活动中获取该民族发展进程中所涵载的民族性格、文化品性和艺术特质，为释读和剖析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文化内涵提供有价值的佐证；从艺术学角度而言，这种特质包含实用的造物智慧、朴素的审美功能及族群经历的符号价值。

多维度地分析和理解，有助于对民族的文化内涵形成更深层次的辨识。

显而易见的是，少数民族艺术具备了解释学的一般特征，或者说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于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

在这种认识逻辑之下，少数民族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主客体，“作者”

与“读者”

就有理由被作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中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的两大要素。

笔者认为，在少数民族艺术的表达和传播的关系中，“作者”

即艺术创作的主体——“民族民间艺术家”

，“读者”

则是享用“作者”

创作成果的客体——受众。

有鉴于此，对于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以“时空”

和“变迁”

两大前置要素为前提，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就具有了可能，即“作者”

就是创作“艺术”

的“艺术家”

，“作”

是创作、制作，而“作者”

专指创作和制作“艺术”

作品的个体或者群体，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者不同。

“读者”

则主要为对于艺术创作活动投入关注或参与其中的群体，当然也包括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工作者。

由于少数民族艺术的创作和应用受“时空”

和“变迁”

要素的制约，因而显示出非常鲜明的代际、地域和族群性特征。

在研究中，若只关注“作品”

而轻视其创作的主体，缺乏对于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的“作者”

的认识和重视，那么所谓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无异于纸上谈兵，只会导致对“作品”

的表征的过度关注，也就极易堕入将“作品”

与遗产并列，而缺乏活态的研究和关于“用”

的研究，走入一种静态的、回顾性的研究误区，所谓的展望性研究也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