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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浪潮中美术传播的多样化与主旋律（第4页）

等专业性美术网站先后创办；主要媒体网站和门户网站先后开通美术版块，如新华网的“书画频道”

、人民网的“人民画苑”

、网易的“网易艺术”

等；美术组织、文博机构、艺术院校和美术刊物的网站相继开通，为观众了解美术信息、共享美术资源提供了便利。

总之，美术专业刊物数量和规模的显著增加、国外美术领域翻译著作的大规模出版和新兴媒体手段的运用，为我国美术领域问题的讨论、思想的争鸣、作品的创新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参考与借鉴的对象，以及丰富的传播渠道。

（二）美术思想的活跃与美术观念的争鸣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美术界激**，精神枷锁与思想藩篱被破除。

美术传播媒体在批判、纠正“文革”

时期激进、极“左”

的美术路线基础上，自觉展开美术创作标准与方法的探讨、中国艺术传统的反思与争论等，成为美术思想、美术观念争鸣的阵地。

美术媒体上的思想与观念的争鸣首先表现在对美术创作标准与方法的热烈探讨。

这一时期的相关讨论起始于对“文革”

中极“左”

创作标准和创作模式的批判。

早在1977年，刘纲纪在《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一文中对“高大全”

“三突出”

的创作模式进行批判，指出高于现实的英雄人物形象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不能把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强加到英雄人物身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美术》杂志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组织了一次讨论，对林彪、“四人帮”

竭力推行的“主题先行”

论进行深刻批判，认识到人民的生活既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也是检验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画家在深入生活时，必须善于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7]，对于领袖人物，要画成“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不要画成使人敬而远之的神”

，“历史画应该忠于历史的真实”

，[8]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篡改历史。

《江苏画刊》1980年第5期围绕宣传画创作进行重点讨论，当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宣传画创作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美术家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宣传画给予了高度评价，痛斥“文革”

时期宣传画的极度公式化、概念化，认为宣传画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除了要求鲜明、引人注目、造型简练、色彩强烈，还要含蓄、抒情，讲诗情画意，讲意境，以情动人，耐人寻味”

[9]。

这些讨论把美术创作的重心从政治目的回归到了美术自身，这样一来，美术的形式要素成为突出的问题。

吴冠中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中指出，美术作品的美感“多半缘于形象结构或色彩组织的艺术效果”

，由此把美术创作讨论的中心问题从“表现什么”

转移到“如何表现”

，并认为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绘画发展我们的美术传统。

此后，陈丹青提出了“平凡的生活到底是平凡的，只有靠成功的艺术表现才能使之动人，可见要紧的不全在你画什么，而仍看你怎么画”

的观点，突出美术表现形式的中心地位。

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逐渐被接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原则。

《美术》1981年第7期所刊奇棘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情节性的强调和表现方式的单一提出了质疑；次年初，栗宪庭在《再谈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一文中提出：“衡量一件艺术品，绝不能以是否是现实主义而决定其价值。

它只是一种被证明了的正确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更不是衡量一切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

[10]；毛时安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和审美的要求必将日益提高，“停留、满足于单一的现实主义方法，将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广阔的审美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