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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竞争视角下的开国大典与新中国形象的视觉建构（第6页）

虽然从视角和具体描绘上，画家实写领导人群体，而虚写民众方阵，但这样的框架结构至关重要，如此才能传达“开国大典”

的完整意义。

学者莫艾在分析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时说：“从画家的表述和作品来看，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空间关系同时意味着领袖者与人民的关系，这是表达中的关键问题。”

“作品在立意、构思、空间构造、色调、语言、材料与技法等多方面的处理”

，都围绕“人民当家作主”

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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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摄影和影像进行对照，我们看到与《开国大典》同时或之后的不少美术作品实际上只是根据图像材料截取了某一个场景片段，比如1950年顾群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画）、张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阅兵式》（年画），1999年段江华的《东方红·1949》（油画）选取的大致都是从广场远望天安门城楼的视角展现阅兵式场景；2014年李成民的《开国大典·人民万岁》则以俯瞰的视角呈现了国旗高高飘扬的天安门广场上密集的人群；而1983年马泉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纸本重彩）、2007年赵力中的《日出东方1949.10.1天安门》（油画）等则聚焦于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及领导人群体的表现。

他们的取景或多或少可以从当时的照片获得依据，艺术语言各具特色，但总体的情况是，要么表现广场上受检阅的军队或欢呼的群众，要么表现领袖及国家领导人群体，二者不可兼得。

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则“统一了写实与想象的矛盾”

，以一个凝固的画面集中表达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中国”

的重要意涵，从而超越了单一的镜头或画面能够承担的任务。

巫鸿在分析这件作品时也说，正是因为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令人信服的个体被描写的领导人与广场上作为集体的匿名者的游行群众这两部分的结合，组成了对于新中国的全面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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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新中国塑形的“新风格”

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所受到的最高赞誉，就是众多人都引述过的：1953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开国大典》后，兴奋地说：“是大国，是中国。

我们自己的画拿到国际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27]中国油画的建构与一个新兴国家的形象高度结合起来了，这不只是缘于形式上的油画中国风，而是这样的表达与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形象塑造系统的连接。

艺术家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到国家的形象建构当中，在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画的指向底下，集合了多重中外艺术因素，并孕育着将一个外来画种本土化且同步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梦想。

我们不能单独地去看这样一幅作品，它与开国大典本身，与天安门，与参与这一系列和新中国国家形象相关的媒介呈现形态构成了一个整体，而绘画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可移动的纪念碑的作用。

首先，开国大典的场所——天安门——是一个强调纪念意义的地方，性质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味道”

。

[28]而开国大典整个设计也处处在显示出新中国的国家形象。

比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八盏特大红宫灯，城堞的东西两侧竖起八面红旗，门洞上悬挂毛主席像以及门洞两侧大标语的设计就是力求体现出喜庆、热烈而庄严的效果。

而出于庄严的考虑，原计划金水桥上扎彩球的设计就被取消。

[29]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开国大典的演奏乐曲，既没有采用旧军队阅兵所使用的德、日乐曲，也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苏联的乐曲，而是利用了由我军某些歌曲改编的乐曲（当然，我军歌曲也有复杂的来源）。

毛主席批示：“以我为主。”

于是，反映战斗历程的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乐曲，如《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斗进行曲》《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便成为开国大典演奏曲目。

[30]所以，一件展现开国大典盛况的恢宏的绘画理应与开国大典原本设计的整体形象和气氛相匹配。

同时，开国大典所延展开来的广阔空间实际上还涉及新中国初期一整套的围绕国家形象的视觉设计。

一种将民族传统形式的传承与新时代新内容有机结合的“新风格”

由此而产生。

从国旗、国徽、勋章、人民币到建国瓷、元帅服以及新中国十大建筑等，都无不贯穿了这种“新风格”

的精神。

这种“新风格”

既体现了历史脉络的延续，又蕴含了对于新中国新形象的展望，并在国际格局中具有独特的识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