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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11页）

从时间上看，这一趋势在不同国家发端的时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不等。

从地域上看，与发生在欧美的第一种趋势相比，第二种趋势发生在苏联和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史密斯所称的“第四世界”

（指穿梭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移民、散居、流亡者）。

就艺术风格而言，第二种趋势常借鉴第一种趋势的当代艺术“风格”

，但更注重传达多元意识形态、国家、身份等“内容”

。

因而，与第一种“风格”

演进清晰的当代艺术趋势相比，可以说第二种艺术趋势的特点是“以内容为导向”

（t-driven）、为本土文化发声、关注差异和不同、展现当代生活中冲突的多样性。

第三种趋势是真正具有“当代性”

的艺术，指进入全球互联网时代以来，新一代艺术家打破地域限制，共享情感和交流网络，表达全球共同的当代体验，关注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议题（比如生态环境、社交媒体、国际政治、新科技等）。

这一始自21世纪的最新艺术趋势，虽然比前两个趋势更为后发，但势头强劲，如果说前两种趋势均基于各自的文化和历史脉络，是过去的艺术范式在当代的滞后和延续，第三种趋势则是属于年轻人的、具有新生力量的、轻装上阵、面向未来、充满希望的。

相比之下，第一种趋势可对应现代主义以来的全球同质化，它扎根于深厚的欧陆经典文化艺术资源，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抹杀个体差异的求同，以达成共识为目的。

第二种趋势可对应后现代主义开启的身份多元化，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苦难，是基于后殖民转向、强调个体差异的对抗，以撕破共识的虚伪性为目的。

第三种趋势则是21世纪以来同代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差异性共在，它既无传承深厚文化资源的精神使命，也无承担沉重历史文化苦难的身份诉求，是基于“世界主义”

（）或“星球性”

（即反对政治化的“全球性”

）、在生存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多样性共存，以达成充分保障个体差异的“同时代性”

（poray）为目的。

泰瑞·史密斯这一宏大的“当代性”

架构体系在其2001年离开悉尼大学的告别演讲中初见端倪，2009年的中际论坛上，史密斯在中国阐释了对“世界艺术：当代潮流”

的三分法[37]，而其完整的“当代性”

系统则在2011年出版的当代艺术史教科书《当代艺术，世界趋势》架构中呈现出来。

此后，在上述“当代性”

三种悖论的基础上，史密斯继续以关键词方式不断丰富其“元世界图像”

（ameta-worldpicture），也称为当代世界图景（world-pig）的三种“元图像”

（metapicture），2019年更新了最新版本（如表所示）[38]。

其中，史密斯将“后当代”

纳入第一种世界图景的“元图像”

（即“持续的现代性”

），在艺术风格上，对应第一种当代艺术趋势，即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北大西洋艺术”

。

而史密斯又将“占领”

（occupy）列入第三种世界图景“元图像”

（即“同时代的差异”

）中，这似乎就解释了行动主义艺术以“后占领状况”

取代“后当代艺术”

所彰显的试图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艺术模式、转而强调同时代人共享、创造真正具有“当代性”

的“当代艺术”

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