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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13页）

行动主义的“后当代艺术”

因化身为政治运动而使其行动本身失去了艺术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罗伊斯称其为“设计”

而非“艺术”

。

基于“思辨实在论”

的“后当代艺术”

则一方面主张排斥艺术体验，回归理性、知识、形式、概念等可确证的对象，一方面执着于不加评论地展示客观的“当下”

，而使在其理念指导下的艺术要么成为复归理性的新形式主义（也被称为“僵尸形式主义”

，ZombieFormalism），要么成为与仿真（simulation）合谋的“后网络”

时代的日常生态。

[39]第九届柏林双年展“变装的当下”

（ThePresentinDrag），即是在后一理论指导下，不加批判地呈现互联网、技术、消费无所不在的“后网络”

时代的“当下”

，而使展场变成了毫不回避商品营销的卖场。

那么，如果说行动主义的“后当代艺术”

以化身政治运动的方式瓦解了“当代艺术”

，“实在论唯物主义”

的“后当代艺术”

以化身为“后网络”

时代技术与消费狂欢的方式消弭了“当代艺术”

，泰瑞·史密斯则以其作为“当代性”

表征的三种“当代艺术”

架构，反向收编了“后当代艺术”

。

史密斯关于“当代艺术”

的“当代性”

讨论及其理论架构，试图将上述两种“后当代艺术”

命名全部纳入其中，作为构建当代世界图景的三种“元图像”

，可以说是目前学界对“当代艺术”

最为系统的理论化建模。

其中，“现代性”

在当代演进的“现代—后现代—当代—后当代”

这条脉络仅作为“当代性”

与“当代艺术”

三个主要框架中的一种，即当代持续存在的现代主义艺术。

如果如卡林奈斯库所说，“现代性只是一个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这种观念的词”

[40]，那么，史密斯的“当代性”

则是对现代“求新意志”

（及作为其源头的西方神创论意义上的“新”

）的唯一正统性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