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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5页）

（time-plex）一词借鉴了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关于社会技术系统与记忆工业的理论。

斯蒂格勒认为，人类历史就是“技术体系”

不断进化的历史，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破坏着稳定的人类文化、动摇和重构着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时间性”

正是在人性与技术这一既相互依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张力关系中得以彰显的，“是技术的进步开启了时间的扩延”

[18]。

比如，以照片或电影镜头这类“等同于时间的画面”

为代表，斯蒂格勒区分出凝结在影像中、具有不确定性的“第三记忆”

（或称图像意识），即由技术发展而实现的记忆的物质性记录，以区别于胡塞尔的“第一滞留”

（即实时知觉）和“第二滞留”

（即长时记忆）[19]。

然而，技术的持续“进步”

，并不能许诺人类一个“进步”

的未来，人类在幻象和幻象的破灭中“迷失方向”

（disorient）。

斯蒂格勒认为，这一“当代的迷失方向，是无力实现划时代成倍增长的经验，它同速度、同追求速度所导致的记忆的工业化、同为追求速度而开发的技术之特性息息相关”

[20]。

在这里，“后当代”

理论借用了斯蒂格勒对于时间和“技术系统”

关系的论述，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经验已不在社会复合体中居于首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包括非人的“技术系统”

在内的复杂社会系统、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关系网络。

[21]在这个意义上，“后当代”

正是因其非人化和与社会技术系统的依存，而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至上的“当代”

。

不过，“后当代”

理论虽认同斯蒂格勒对社会技术结构的论述，但二者在对待技术与艺术的关系上存在分歧。

首先，“后当代”

理论对“时间”

的研究并不依附于作为记忆影像的文化符号，反之，SR和OOO艺术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文化符号及其社会政治权力阐释模式的拒绝。

哈曼主张回到作为“对象物”

的作品，而不再致力于阐释作品和艺术家、社会、文化的关系。

[22]SR和OOO理论倡导者进而推出了“实在论唯物主义艺术”

（RMA），其首个活动是2010年在泰特美术馆举办的“实在物”

（theRealThing）短期展览和研讨，主要探讨非人类的宇宙议题，作品涉及死亡、人口缩减、语言失序等主题，可谓一次尝试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实验。

[23]同为RMA的一员，马利克更直接地提出“摧毁当代艺术”

，因为“当代艺术是一种关联主义”

，这里的“当代艺术”

指的正是基于文化阐释、身份政治和个体经验的“后观念艺术”

[24]。

在马利克看来，“艺术应当作为一种理性实践，去除一切挥之不去的经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