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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8页）

一脉在当代的延续。

史密斯认为，“现代—后现代—当代—后当代”

的线性叙事在根本上仍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因而，与其说“后当代”

是超越“当代性”

的，不如说它是“现代性”

在当代的复归。

[29]

20世纪80年代末，卡林内斯库曾将面貌相悖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媚俗艺术、颓废描绘为“现代性”

的五副面孔，2000年的中译本序言中，又提出“现代化”

是现代性的第六副面孔的可能性，[30]如果沿着卡林内斯库“现代性”

诸面孔的思路续写21世纪的艺术现象，那么，“当代艺术”

“后当代艺术”

“当代性”

均可继续成为“现代性”

的第N副面孔。

但是，在史密斯看来，当代艺术的“当代性”

，在主体和时空观念上与“现代性”

存在着彻底断裂，其2004年组织召开的“现代性≠当代性：20世纪之后艺术和文化的二律背反”

（Modernity≠poraiaheTweury）学术研讨会即首次将当代艺术的“当代性”

议题从“现代性”

中脱离并置。

史密斯认为，“当代性”

是“与他人同在”

（ihers）的“我们”

生存于其中的复杂“状况”

（s）。

“它不再是‘我们的时代’（ourtime），因为‘我们’不包括它的矛盾性；它也不是‘一个时代’（atime），因为如果‘现代’将自身定义为一个时期，并且把过去分成多个时期，在当代状况（porarys）下，分期则是不可能的”

[31]。

首先，史密斯的“当代性”

与“现代性”

的主体在分类依据上有着本质不同，简言之，“现代性”

的主体是“全球”

（globe），“当代性”

的主体是“星球”

（pla），这受到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星球性”

（play）理论影响。

斯皮瓦克认为，“全球化”

中的“全球”

是在抽象想象中、存在于电脑和互联网上、无人真实居住的虚拟空间，而人类实际生活在这一“全球”

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