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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9页）

[32]如果说现代和后现代时期，“我们”

指的是“全球”

（以及以此为名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一体化趋势，如“全球化”

）、“国际”

（以及以此为名的国家集团组织，如“共产国际”

）、“世界”

（主要指以此为名的对全球政治版图的划分，如“三个世界”

战略思想），那么，这里的“我们”

对地球空间的认知和划分，仍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是囿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iional）、强调国家主体和现代秩序的、有疆界和限制的。

因人类与“全球”

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二元对立、征服者与被征服对象的主客体关系，使这一“全球”

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在于人类责任感和生命可持续发展诉求的、进行不平等利益交换的政治空间，这一“全球化”

的结果必然是趋于一致的同化。

与之相比，“星球性”

中的“星球”

则强调将地球作为一种去除了地缘政治区隔和经济利益交换的“自然空间”

（naturalspace），人类并非操控者或征服者，而是借住其上的栖居者。

[33]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现代性”

主体的“全球”

是政治性的，是有利益差异的政治经济体在竞争和趋同原则下寻求共识性（sus），而作为“当代性”

主体的“星球”

则是天然的（natural），是无利益差异的“同时代人”

（coeval）在合作和共存原则下寻求他异性（alterity），如果说前者是在利益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有限的一致性，那么后者则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寻求无限的可能性。

其次，就“当代性”

作为一种“状况”

而言，继现代性创伤和后现代主义衰微之后，“当代艺术”

和“当代性”

均不再冠之以“主义”

（-ism），抽象的宏大叙词（macro-descriptor）让位于化身当代生活、当代思想、当代艺术的复杂而又多元重叠的“状况”

。

在对“时间”

和“空间”

的认识上，这一“状况”

与从“现代性”

到“后现代状况”

的线性叙事有着根本架构和认知维度上的不同。

在认知维度层面，史密斯的“当代性”

在空间上是基于“星球性”

（而非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