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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批评（第2页）

从时间而论，自史前新石器时代开始，按历史脉络，涵括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按内容而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杰出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文明成果。

其中对文明成果的表现，比如《五大名瓷》《中华武术》和《中国京剧》，着眼于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不受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局限，在重大题材的历史画中，是一次超越前人的重要拓展。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的续编，后者以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为范围，前者则从1840年上溯至史前社会。

如果说后者是“复兴之路”

的视觉艺术再现，那么前者便是以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形式呈现的一部完整而多彩的中华文明史。

在当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中国走向世界的自我标识，都离不开历史文明的记忆，离不开中华文明史的重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1]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正是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以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描绘中华文明的卓越风华，体现了文化的使命感和历史的责任感，对于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至为重要。

这一创作工程还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并实践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

历史分为两种，一是实际存在而已逝去的真实历史，二是靠文字记载文物遗存还原的历史。

历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之一，就是承不承认存在客观真实的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的认为，今人虽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的真实，但可以把握真实的历史联系和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本质。

但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近些年出现的一种以学术史研究代替历史本身研究的趋向，错误地解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说法，以为一切历史的书写都是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主观想象，历史可以随意被人打扮，不存在客观的真实历史。

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在大众娱乐文化思潮之下，也渗透到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中来，像戏说历史的影视作品一样，缺乏史德、史识的作者，脱卸讲述真实历史的责任，构思脱离历史情境，人物不讲历史真实，细节毫无历史根据，以随意性代替严肃性，以主观性代替求真心。

这种现象虽然最多出现在随性抒情的历史画中，但影响较广，以致评论者也脱离历史真实的诉求，无视历史真实地称赞艺术家的想象，丧失了应有的历史感。

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

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

在中国古代，不但学者讲求信史，美术批评家也非常注意历史画的真实。

唐代的张彦远即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

只如吴道玄画仲由便带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帷帽。

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帷帽兴于国朝。

举凡此例，亦画之一病也。”

他论及的历史真实，虽然主要是反映时代和区域特点的衣冠器用，但也因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吴道子和阎立本两位大画家。

重视历史的真实，不等于忽视艺术的创造，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绝不是历史文本的被动翻版，而是可以发挥想象的创造性劳动。

要有效地发挥艺术家的才能，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并且以时代的眼光，负责任的历史感，进入历史情境，在与古人对话中，感悟历史风云，获取视觉图像，挖掘历史价值。

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家，不必具备章学诚所要求的“史家四长”

：史识、史才、史学、史德，由于“术业有专攻”

，不可能全力投入史学，但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

非此则不足以把历史的真实变成艺术的真实。

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起点是尊重历史真实，关键是创造艺术真实。

远去历史留下的记载，虽有文字载籍和可视图像，但图像的遗存，既有待于地下的不断发掘，也不见得应有尽有，所以艺术的真实不但允许合理的虚构，而且也只有在虚构的想象中，作者才能把自己摆进去，在与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中，感悟历史的真谛。

《晚笑堂画传》的作者上官周，为此总结了“凝神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