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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现代我思（第4页）

从精神、魂魄的角度来考量，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意识，儒学、老庄和禅学在现代社会里的机遇，也不是历史的简单的意义和符号的重复，总应该把握到这些传统精神的现代表现和现代品格。

精神、魂魄、思维的现代，不一定是先行的主题，它可能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下自然地得以流露，但它却是中国画现代形态的精神支柱。

概言之，我所理解的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在总体上有别于中国画的古典形态，它尊重现实，切入人生和时代，但当“叙事”

成为时尚，尤应避免概念化标签，而应着意于精神性的内美或写意表现；它立足中国文化立场，在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和笔墨结构整体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如我曾经谈过的“笔墨＋”

，而不是“笔墨-”

，更不是“笔墨〇”

；它开放的态度吐纳中外的艺术营养，而有别西方现代派或现代日本画的形态；它在内含上具有美、善和积极健康的现代精神，在艺术上呈现出高品位的学术品格，在形式上富有现代感和中国感的创造性转化的现代民族艺术样式。

当现代性被普泛化，当主观张扬、个性凸显、形式纯化、语汇简约、市场调控成为艺术趋向，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所有艺术应该具有的精神内美；对中国画而言，尤其需要发扬的还应有其独有的美学传统的丰厚与新变，而不仅仅是图式和符号的挪用或标新立异。

中国画是一门传统艺术，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民族艺术，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之一。

现当代中国美术史，验证了它的传统美学，也验证了它生生不已的活力。

因其传统美学之深厚而必有恒并应有所守，因时代之变化和艺术自身陈熟生新之规律而必有所变，并因变数之不同而有渐变、突变与微变、大变之别，从而呈现出它在总体美学上的共性以及实践上的多样个性，仿佛已经证实了“艺有恒，亦有变，变非一；守其恒，变其变，通则久”

的通变规律。

同时，它又是一项事业，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

如果每一位参与中国画活动的公民具有爱护中国画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有关的环节之间有共同弘扬中国画的民族集结意识，为高雅、严肃的中国画艺术建立起“创作—展出—评论—收藏—销售—欣赏”

这样一个完整的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国画会以更高的姿态发展。

如果从幼儿时代就恢复书画启蒙，从小学、中学、大学重视于根性培育和中国画学美育，中国画自会根深叶茂而地久天长。

回首往事，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绘画不曾有这样波澜壮阔、复杂丰富的文化背景，并因之有如此多向度的变革实验。

时代的不断转换与变动不断地向传统发起挑战，给一个画种出过那么多的难题，但它从没有被同化和打垮，却在适应或对撞中为自己迎来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机遇，这不能不说是有赖于它深厚的信根和艺术家们的执着。

当你将那些被批判、被误会的艺术事件串联起来时，又忍不住会对前辈的不惜血汗和生命的奉献流下一滴热泪，这原本是一本历尽坎坷和充满奋斗精神甚至于字里行间浸透了血泪的史碑。

或许笔者有太多的忧患，以为它的生息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难关与考验。

起码，它不可回避在世界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激进的艺术观念认为艺术已经终结、绘画已经死亡时，它有没有自强不息的信念；试图“推倒”

中国画之墙是徒劳的，靠打击对方来树立自己是没有学养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内部蚀化之忧患，一个画种、一个流派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必须正视它面临的问题；在大众化、娱乐化的享乐文化氛围里，在信息科学便捷和在艺术领域里反基本功、反技术的时代里，中国画将怎样体现自己的艺术难度和高度？在市场经济的包围中，在画家享受或耐受着美术市场的正负面效应时，当艺术创作沦为牟利的产业时，当媒体沦落为金钱的等价物，当沉潜的学风被急功近利的浮躁欲望所吞没，怎样抵御金钱即市场引导的**？怎样耐受寂寞且能透过文化修行升华艺术的格调？尤其在这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时空里，在“世界化”

“全球化”

的呼嚣声中，如何既坚守中国画的中国文化身份又不断地促动它推陈出新，建构其中国当代形态，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跃居世界之首的造型艺术表征，实在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艰难课题。

也许我因太多的理想主义而伤时，但此忧非一人之忧，乃文化之忧。

李可染先生生前曾深慨：“中国画艺术已愈来愈失魂落魄。”

这是因为“东方既白”

的愿望已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刻骨铭心而生发的文化的忧患。

昔陈寅恪有言“被一种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

，又闻今人有语“痛苦使理想光辉”

，这是因为对中国画这一古老文化的坚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2]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