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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笔墨研究的一点体会（第9页）

与“人格”

在中国绘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书论与画论出现很早，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精英对于绘画、书法的实践与研究是很早就介入了的，中国书画早已成为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书画是非常精英化的艺术，它的记载与理论非常丰富、复杂，而且着眼点很高。

中国的书画理论是中国文士精英创造积累的文化遗产的宝库。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书品和人品之间的关系、画品和人品之间的关系。

准确来说，是书画笔墨和人格理想之间的表征关系。

这个关系是中华艺术所特有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结构。

泛泛地理解，可以说，精英化的艺术作品里面都有某种文化精神内涵，这在西方的整个脉络当中，不仅也有，而且是主导性的。

西方绘画的背后也是饱含着文化精神，但是西方绘画饱含的文化精神有一个统摄性的特征，即以“一神教”

的上帝为指引，或者说是以上帝的光辉、神性的光辉作为整个视觉艺术的统摄和引导，它的文化精神是导向外在的人格化的上帝这样一个彼岸的对象目标。

上帝的存在在艺术中表现为一种光辉，表现为一种神性内涵，表现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艺术的精神性都是以对上帝的信仰这样一个统摄性的背景为前提的。

而中国的整个文脉当中没有西方的唯一的上帝，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主导的、泛神论的东亚文化结构。

这种泛神论的文化结构，虽然也有神，却是多种神混合在一起的。

除道教、佛教之外，还有中国的古代家族观念中的祖宗祭拜，还有雷神、火神、河神、地藏菩萨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祭拜对象，这些加起来显然是属于泛神论的偶像观念。

在中国整个社会文化中，神其实是处于比较次要的位置。

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对于现世的、伦理的、个体的人生理想为主轴的世俗化结构。

这种文化结构的精神性导向，不是万能的上帝，而是贯串两千年的文士阶层的人生理想。

此种人生理想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文化精英们都普遍认可和崇拜的典范人物的人生榜样体现出来的。

比如说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王羲之、顾恺之，唐代的王维、颜真卿，宋代的苏东坡、米芾，元代的黄公望、倪瓒，明代的徐渭，包括后来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等。

这些典范人物不是神性的偶像崇拜，也不是虚构的神话，他们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

他们的一生不仅有重要的成就和功绩，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曾有重要的贡献，而且他们的人生还带有曲折的传奇性。

他们的整个人生和多方面的成就被后来的中国知识阶层、文士阶层所敬仰和崇拜。

这些代表性的典范人物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书画的精神追求起到了在西方文脉当中的上帝的光辉所起到的那种引领性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书画艺术，在文士们的参与主导下，精研笔线的复杂性、强化笔线的表征性，建构起“笔墨”

这个语言核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能够表达中国文士阶层的人格理想和才情学养的一套“能指”

和“所指”

互动互成的语言结构。

这个语言结构的核心，就是通过毛笔在纸面上的运动痕迹固定在纸面上以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视觉形态来抒发文士们的修养与情怀。

这个视觉形态的背后是一个创作和鉴赏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结构，这个文化结构把书画作品当中的笔迹墨痕，跟创作者内心所要表达的文士阶层的人格理想之间，在脑神经心理学层面，建立起了稳固的、复杂的关联。

而对于当下学术语境中的笔墨研究课题而言，如何解释和论证这一稳固的大脑神经关联，自然就成了最大的难点。

我在课题中用脑神经运作模式的“拓扑性同构”

来解释论证其中的复杂联系，即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这个联系是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的核心，是中国审美学的研究核心，也是绘画心理学的研究核心。

所以，中国的书画笔墨在中国文士阶层的生活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个人修炼的手段，是一种实现自我超越的途径，是在没有万能的上帝的文化语境中知识精英的精神寄托之所在。

这一点是在西方的或者是全世界的其他地域文化当中都没有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文化遗产。

所以书画笔墨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

上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