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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写作与价值判断（第3页）

时期的作品并不是太多。

[7]而在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虽然它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惊人的财富，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文化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拜金主义与利己主义风行、道德沦落与精神追求淡化。

这也正是学术界在90年代初进行“人文思潮”

大讨论或极力强调“现实关怀”

的基本前提。

在此情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走势，这就是艺术创作中的社会学转向，即强调从当代文化中寻求有针对性的文化问题，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与状态，并显示了强大的活力。

艺术家们不仅对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合理借鉴，也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资源进行了巧妙借用。

围绕这一趋势，很多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媒体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多元化的艺术追求也随之出现了，如利用新媒体做更新的艺术实验、追求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具有当代意味的中国艺术、强调对大众文化的借鉴等。

这些都是我在编辑以上几本图鉴的过程中尽力注意并努力挑选作品的基本点。

我想，如果其他人来编辑，要是关注的问题或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其选择的结果肯定会有所区别，但对很多优秀作品，大家的意见应该是比较一致的。

至于挑选与比较具体作品的标准，我大致遵循的是以下几点：第一，作品是否提出了当代文化中最为敏感、最为核心的问题；第二，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是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对西方作品的简单转换与模仿；第三，作品是不是用中国化的视觉经验——如中国符号和图像，还有中国式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表达，进而突出了本土身份；第四，作品的表达是不是很智慧。

不过，这些问题标准都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用比较与分析的方法结合具体的作品来谈。

限于文字，我在这里就不深入介绍下去了。

当然，由于我的视野与水平有限，所以在编辑的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而且对以上标准把握得也不一定十分尽如人意。

现在，由我所主编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图鉴已经出版，我把它们交给同行与读者评判，并真诚地希望得到指导，以利于我今后将要开始的艺术史写作工作。

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正当其时

当代人能否进行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又该怎样去书写？这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据我所知，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就认为，真正严肃的学者不应该去碰二十年之内的历史，以避免因情感原因而写下不客观与非学术的东西，同时也可防止将处于批评化状态还没有形成历史化的作品写进历史。

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绝对化。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一直有书写当代史的传统，很多人甚至为客观书写当代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例如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其中还包括对汉武帝、张骞等历史人物的评介；又如许多明遗民在明朝覆灭之初就已开始着手撰写明朝的历史，有的还专门记载明清鼎革史迹，著名学者傅山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积极地参与其中。

其实，这样的例子近代也有，像胡适等一批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发表五年之后，就被最早版本的《民国文学史》写进了书中，并且流传至今。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学者不写下他们所经历与理解的历史，那么后人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不是会缺失许多重要的史料吗？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瓦沙里就在他的著作中，对大师米开朗琪罗等人与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评介，结果这也成了后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不可或缺的著作。

相对来说，当下中国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个很不正常的倾向，那就是总喜爱把目光投向伟大的过去，即一股劲地研究古代艺术，而对光辉伟大的现在视而不见。

关于这一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约翰·巴格内尔·伯里早在1902年就发出了警告。

[8]另一位享有盛名的艺术史学者普莱茨奥斯也有同样的说法，他强调指出：“对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怀念深深植根于历史、艺术和学科发展史的特定观念之中。

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成为急诊的焦点，同时也是近十年来有关艺术史学科危机大辩论的缘由。”

[9]他们的观点很值得学者们注意。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既是文化大转型的40多年，也是艺术创作空前繁荣的40多年，在此期间，一大批优秀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已经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传统，并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因此，作为当代艺术历史的经历者完全有责任与义务从不同角度去追溯多种艺术现象与一些作品的发生与发展，进而为其他学者与后来人进行更深入、客观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首先，作为艺术史学者，绝不能因感情用事，而做出有违史德的事，即有意无意地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现象视而不见，竟然将并无学术影响或意义的作品、现象大加推介；其次，作为艺术史学者，他必须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即以特定的学术标准、独到的眼光去清理繁杂的历史资料，然后呈现历史，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历史材料。

我注意到，就在人们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史要不要书写或如何书写的时候，一批学者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在距离时代很近的情况下严肃而认真地撰写或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图书，其中有的是分时段撰写或编辑的，有的是按艺术种类撰写或编辑的。

如吉林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河北美术出版社等机构分别出版的各种书籍，还有个别学者以民间方式出版的书籍，都对先后出现的中国当代美术作品、现象与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记录和评述，是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很珍贵的资料。

历史将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所有研究者与后来者都会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但是很遗憾，关于那段艺术史的书籍实在太少了。

因此我坚持认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不仅要写，而且还要多写。

既然在进行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局限性，那么我们越是多留下一些相关的版本，后人再来研究这个时段文献的时候，就越是会有更多的参照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