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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何处落脚（第6页）

丹托50年代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去听了铃木的讲座。

丹托这么告诉我们：铃木大拙的讲座是每周一次，通常在傍晚，而讲座设在哪个教室，不必看通告就能一目了然，因为去听讲座的家伙们大部分是艺术家，他们跟校园里的教授和学生打扮举止完全不同。

比如女性通常是有些年纪的，长发，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还挂着围巾和披肩之类，这种牵牵挂挂的装束让她们看上去显然很异类。

这样的异类在哥伦比亚校园内除了在铃木的讲座上出现，断断不会在校园的其他讲座上出现。

他们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师生相比，“好像是两种不同的鱼类”

。

而反过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听这种课，除了丹托。

因此，铃木的听众通常有四十人左右，他们之间互相认识，但丹托不认识他们任何人，因为他们属于另一种“鱼类”

——艺术家。

丹托还告诉我们，直到那个时间为止，他还“从来没有参与曼哈顿下城的那些事，也不知道激浪派的活动，那都是若干年后才知道的。

而凯奇在1952年的音乐会对我也仅是个远远的传言。

但是我在纽约上城西区对佛教的学习，最后把我和1960年代的前卫艺术联系起来”

。

而且，更重要的，铃木大拙的讲座“对我影响巨大……我从铃木博士那里——若不是从他的讲座，就是从他的著述中——获得的开阔思维，到了60年代，开始进入我的哲学。

……他的禅学讲座对于纽约50年代的知识界和艺术界的风景都是影响非凡的”

[12]。

禅宗究竟怎么开阔了丹托的思维？丹托自己颇动感情地描述说：“我是通过艺术认识到禅的，我特别被这样的事实感动：禅可以通过创作艺术被实践，落实……我开始广泛阅读中国的哲学并被庄子这样一则寓言打动，一个屠户对动物内部熟悉到那种程度，它身体的各部分在被肢解时，好像是自己自动分开一样。

那把刀在各个部分之间游刃有余，毫发无损。

人们从中感到的是，世界是如此井然有序，挣扎只是来自没有发现它的道。

……只要发现并遵循这个道，事情就能很轻松地做成……禅之美丽就在于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任务和特殊的活动，人可以作为一个作家和画家去实践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屠户和修车者去实践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人生幸福的贡献，让人穿越烦恼找到出路。”

[13]

丹托从禅宗得到的立场让他多少看出，自然有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在其中一切井然有序，一切都有其意义，不存在什么神圣和特殊，神圣也好，特殊也好，都是人设的。

这就足够帮得上他不会像格林伯格那样对沃霍尔的盒子厌恶地扭过头去；相反，他却能从盒子类的作品中分明看出另一种意义，即通过模糊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让人心去除等级偏见而平等对待世间万物，由此让自己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

这样解放的过程被丹托如此描述说：“最初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后只有某些人是自由的，最后……人人都是自由的。”

于是，艺术不可能再沿着一条路线以不断进化的方式呈现了，这就让艺术家从制造历史的义务中解放出来，把艺术家从遵循“正确的历史路线”

中解放出来。

它的的确确意味着一切可以是艺术，没有任何东西被排斥在外。

丹托于是欣喜地告诉我们说，艺术上真正全然的自由降临了：你可以做一个抽象画家，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一个寓言画家，一个形而上学的画家，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个风景画家，或者是一个专画静物或**的人。

你可以是一个装饰艺术家，一个自由派艺术家，一个专画风俗趣闻之人，一个宗教画家，一个色情画家。

一切都被允许，因为没有什么再是被历史指定要做的了。

一个西方理论家能看到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当格林伯格和他的追随者对所有那些模糊艺术和生活界限的作品大皱眉头并严词指责之时，丹托却能由衷地“陶醉”

其中。

实在说，真的必须是能品尝到这种自由滋味的人，才有可能进入由小便池和盒子代表的当代艺术的审美性，即“第三领域的美”

。

这种美肯定不在“形”

，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不再是靠了“形”

的魅力去打动人，却要靠意义的含量去打动人。

丹托也好，他的前辈黑格尔也好，的确是在谈论这样一个事实：美是可以跟人的内在体验相联系的，乃至是可以与幸福感相联系的。

如果是这样，美就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内心，艺术所服务的就应该是我们的感受和观念，比如通过作品来刺激我们的感受，改变或挑战我们的观念，引出对于社会、人生、世界等等事物全然不同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