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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看待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第4页）

因为人性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人，无论他的年龄、身份、背景如何，他都与其他人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性和做人的权利。

作品中解构与诠释的主题—话语权。

一个话语权，特定的身份、地位和背景，决策个体和权力结合起来的体系规训。

我在创作中自始至终考虑的都是权力和人性的问题。

这可能跟个人的经历有关，“60后”

这代人经过中国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政治上波动最大的时期、个人成长最艰难的时期，也是当下社会的中坚力量。

谈及符号，我的理解可能跟安迪·沃霍尔所呈现符号的某种想象感官不同。

我希望能通过利用、设计使观者记住这些符号来体现人性。

从作品中公众人物到建筑（符号），从《红星照耀中国》到《堆云堆雪》再到《大紫禁城》都是在尝试这种人们对其概念中符号的联想和想象，这是对权力和人性重构的过程。

而《大紫禁城》则将这个问题更明确化，“大紫禁城”

这个符号使文化容量扩大，它暗含权力、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诸多复杂的问题复合。

将“大紫禁城”

建立在一个世界的平台上，从中体现其权力的差异关系，生生不息。

而人性的内容始终都蕴含其中。

回头看去，历史还在变化。

当一个体制在某段历史的解释对现行体制不能起到支持和服务的作用时，就可以把那段历史调整为对当下体制具有佐证意义的存在，将有效的方面加入其中，根据政策的需要调整对历史的观察。

艺术的概念永远在现实的需要中被重新解释乃至颠覆。

历史永远代表每一个时代的现实解读，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是当代史。

当代需要如何诠释历史，并且重新读写。

西方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实际是每一个时代解释过去的历史。”

作为艺术家则更加激烈，希望把历史变成每个人的历史，一切从个人的视角开始。

每个人的感观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属于一个时代，但它更属于每一个个体。

不同个体在解读历史的同时，心中都可以重新建构起一部自己专属的历史。

这样就又回归到我们的主题——走到人性之中。

这也是我关注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生命。

人性—权力—历史，坚信这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中在权力和人性之间确立起来的某种关系。

我以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来重构——权力。

创作《大紫禁城》也是我对传统与当代文化的解构、诠释、体验与尝试，以这样一个能展现中国文化的强大符号来表达近几年的思考并呈现给观众，供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