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历史画的新方位 民族复兴与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综论（第3页）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基本前提之上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得以在国家层面的推动下逐步展开。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历史画创作共经历了变革**（1949—1961）、红色叙事（1966—1976）、沉寂蜕变（1977—1997）、历史画复兴（1997—2016）等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到“主题性美术创作”

再到“重大历史题材工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的发展线索是以或显或隐的一条波折起伏的线条来展开的，整体看来，总共出现过三次创作**：

第一次**是1951—1961年的10年间，国家先后共组织过三次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

的美术创作，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以展览需要为出发点，建立在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基点上，以现实生活为主要素材，革命历史画创作充满抒情意味和浪漫气息，彰显出革命精神的特征，创作活动与政治密切相关。

画幅力求场面宏大，重点描绘新中国的重大事件、英雄人物、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虽然有强调政治“概念化”

和模仿苏联的痕迹，但在油画技术的民族化探索和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

第二次创作**是“文革”

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80年代初，文艺创作进入了快速恢复期，该时期的历史画创作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开始，从思想上走出了“文革”

的阴影，艺术家获得了精神自由，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提倡多样化。

但由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与现代美术思潮的引入和冲击，随着“中心意识”

的消解，“'85美术新潮”

之后，现实主义的“主题性美术创作”

在表达方式上也在向历史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延伸，这种变化表现在对人性的关注，“使之偏离‘英雄主义’的轨迹，而走向内心化、情感化表现”

[11]，在创作倾向上偏重于表现性语言的表达，具有改变客体的语言特征，并在叙事方式上力争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探究其内在隐含的深刻意义，在关注人性的基点上去表现特殊的历史事件。

这个时期，商业大潮席卷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美术创作中已被逐渐弱化，人们对“再现”

已经不再满足，认为历史画不应依附于历史，而应以历史事件隐喻现实生活，对历史进行重构，因为处于现实中的艺术家根本无法复现过去与展望未来时代的面貌。

第三次创作**是2005年启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和201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这两个工程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篇章，预示着新中国历史画的复兴。

对于中国美术而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已突破了写实艺术的囹圄和主题性创作的思维定式，向更为广阔的表现性空间推进，从宏大叙事的解体到个人叙事风格的兴起，凸显了时代演进的历史逻辑。

综而观之，这两个项目有着共同的特点：其一，体量巨大。

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使得国家层面的大型美术作品的产生有了独特的保障机制，这种组织方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

其二，其从题材和表现内容上对当下中国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事实上，“从20世纪中叶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持久地保持着建构历史的内在冲动，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大相异趣的现代性路径”

[12]。

中国新历史画的复兴与西方19世纪末历史画的退隐和20世纪宏大叙事解体的文化景观相比，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与错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两者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毋庸讳言，21世纪国家启动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与过去的“革命题材创作”

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立场的转换，从“为革命创作”

转化到“为民族和国家创作”

，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颠覆权力等级这个目标，这是新时期文化史观的最大转变。

然而，历史画的缺位仍然十分显眼，在理论家看来，“我们缺少那种宏大壮丽的历史绘画，这不仅是整体艺术面貌的缺憾，而且是民族文化历史的缺憾。

……在整个20世纪，我们都缺少有利于艺术生长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