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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的新方位 民族复兴与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综论（第4页）

[13]。

今天，对于当下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仍然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在一个图像与消费盛行的语境中，在一个宏大叙事解体的时代，是否需要历史画对现实的质疑？是否还存在历史观、题材、语言方向等方面的种种不足？许多学者对此持有不同批评意见：其一，创作主体对历史画创作的认识不足和理解欠缺，是当前历史画创作的主要病症，由于主流价值观的缺失，很多艺术家并没有对题材真正认同，这样的作品根本无法打动观众；[14]其二，从社会功能上讲，历史画并非政治的工具，它必须重新发现和挖掘被遗忘和被遮蔽的历史，并以此“解救历史”

，当下的历史画仅仅停留在对历史“还原”

的层面，并没有触及历史题材创作的根本性问题；[15]其三，目前我们身边的许多历史画中隐藏着太多照相机的影子，思维的惯性导致了图像“剧照化”

的单一方式，我们禁不住自问：在西方技术因素之外，我们还能创造出新的历史画表现形式吗？

上述质疑非常值得重视，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画的创作问题，而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从理论上梳理、阐释重大历史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历史画的创作往往会陷入“历史的插图”

的窘境中。

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历史画的本质？以何种历史观来建构历史的图像？在一个宏大叙事解构的时代，历史画存在的合法依据是什么？绘画还能承担起建构民族精神史诗的重任吗？如何理解历史画的当代性？历史画的阐释模式与语言结构是什么？等等。

这些问题可能是目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

从理论上全面梳理和阐释“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是当前中国美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艺术创作本身的实践性特点，迄今为止，围绕该项创作而展开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国内在20世纪50年代对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问题曾有过集体讨论，1950年1月1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于上海召开美术工作者座谈会，商讨为筹备中的国立革命博物馆征集和创作美术作品事宜。

[16]8月11日召开“首次小型美术工作者座谈会”

，邀请在京的部分美术工作者，如邵宇、古元、吴劳、吴作人、王临乙、董希文等参加。

此次会议确定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的组织架构、赞助方式、题材制订、画稿审查以及征集规划等问题，这种经验性的举措，成为20世纪50年代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解决新问题的行动方案”

。

在作品征集方面，1951年3月成立了以蔡若虹、江丰、王朝闻为代表的“革命历史画创作领导小组”

，小组在之后的展览筹备和作品征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1965年之后，相关部门又组织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并在创作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有关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研究”

，在当时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见诸刊物的研究性文章更是寥若晨星，并且多为创作者的实践经验总结。

诸如董希文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新观察》1953年第21期）、王盛烈在1959年发表的《创作〈八女投江〉的体会》（《美术》1959年第6期）、朱狄在1961年发表的《谈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美术》1961年第3期）、李之檀在1983年发表的《历史画要突出题材的个性特征》（《美术》1983年第3期）、杨泓在1983年发表的《门外谈画——漫话历史画、历史复原画和历史题材的画》（《美术》1983年第7期）、郑朝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画走向一瞥》（《新美术》1996年第3期）、邓平祥在1997年发表的《历史画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问题》（《美术研究》1997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或是创作者本人的创作感悟和经验总结，或是理论工作者从研究角度对“历史题材创作”

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分析评价。

令人遗憾的是，该时期的理论研究专著几乎空白，仅见1963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集《革命历史画创作经验谈》小册子，这本书重点梳理了几位创作者在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中的心得体会和创作经验，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本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的实践总结性成果，这些珍稀的文字资料，是研究“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的重要文献。

21世纪以来，伴随着2005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的启动及其姊妹篇“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在2016年的圆满结束，针对“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的理论研究渐成“升温”

之势。

国内美术界的诸多重要理论家纷纷参与其中：尚辉、邹跃进、王嘉最早在2006年发表文章，尚辉发表《历史主题的不同审美视点——以抗战美术为例谈当下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审美转换》（《中国美术馆》2006年第9期），邹跃进发表《从新中国历史画的历史看历史画创作的功能和意义——兼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