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历史画的新方位 民族复兴与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综论（第5页）

》（《中国美术馆》2006年第9期），王嘉发表《中国历史画及其发展——兼论当代中国历史画的创作》（《美术研究》2006年第3期）。

之后，邵大箴、水天中两位先生在2008年针对历史画问题再次发表见解，邵大箴发表《真实性和艺术语言的表现力——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国文化报》2008年9月11日），水天中发表《历史画与绘画中的历史》（《中国美术馆》2008年第11期），这些文章对探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奠基性作用。

2010年之后是关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理论文章集中发表的高峰期，诸多美术理论家，如高天民、郑工、殷双喜、张坚、蒋跃、刘曦林、陈醉、马鸿增、曹意强、李公明、张祖英、于洋、吕品田、梁江相继发表文章。

郑工曾连续发文《重构宏大叙事——近三十年中国美术的一个理论企图》（上、中、下篇），在2015之后的《中国美术》杂志持续推介，可谓“佳作迭出”

，文中从认识论视角对历史题材创作的当代性、形式的独立性与个体的自由度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美术创作方面所形成的“本土经验”

和文化脉络进行了客观评述。

张晓凌在2015发表的《历史的审美叙事与图像建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论纲》（《中国书画》2015年第12期）、王镛在2016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画传统与当代历史画创作》（《中华书画家》2016年第11期）、杜少虎在2016年发表的《历史的审美叙事与价值建构——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2016年第12期）、陈明在2016年发表的《中国当代油画创作需要自己的方向》（《油画艺术》2016年第4期）、杨泓在2017年发表的《历史画的源流演变及创作原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6期）、陈池瑜在2017年发表的《美术重大题材创作与艺术经典铸成》（《中国美术报》2017年11月20日），张敢在2017年发表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并非历史的图像化》（《美术》2017年第10期）、李公明在2017年发表的《革命历史画创作中的“解放”

与“自由”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宛少军在2018年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画油画创作》（《美术》2018年第12期）较有代表性，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两次“重大工程”

的理论思考的重要文献。

此外，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涉及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文章有200余篇，徐涟、李冠燕、刘坚博士则从不同角度对“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中的历史重塑、艺术管理、国画创作、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

值得庆幸的是，众多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该项研究始终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良好态势。

截至目前，围绕“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的研究性专著并不多见，仅见2010年由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办公室、美术观察杂志社合编出版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理论文集》，该书收录了30多位艺术评论家相关重大历史题材美术的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创作理论、历史批评以及具体画种的反思与评论，以史家的敏锐与独到眼光对“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建议和思考，正如邵大箴先生所提出的，“在反映历史事件的美术创作中……如何处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独创性是包括历史题材画在内的一切艺术创作的价值所在……”

[17]此书堪称该项工程研究的理论精品和重要文献。

除此之外，2015年由张晓凌、高天民主编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一书出版，该书的编撰思路具有全局性的观察视野，着眼于“外国经验与本土经验、历史梳理与理论研究、个案分析与宏观思考”

[18]，在历史观、历史认知、对历史情景的感知等方面具有独到见解，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重大题材研究的系统性专著[19]，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而且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尤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性论文均在写作上避免了“西方中心论”

的偏见，而采取东西方平等对话的方式，并完全拒绝了空疏浮泛的议论，而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其最大的价值，是作者试图透过美术创作本身构建国家形象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机制。

如前文所述，“历史题材绘画”

“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的提法属于国内美术界之创举，因此国外有关本工程的研究文献亦不多见，且时间多集中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其中哈佛博士安雅兰（JuliaFrandrews）在1994年出版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家和政治：1949—1979》（PaintersandPolitithePeople'sRepublia，1949-1979）。

安雅兰在本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的艺术、艺术家和艺术政策，以及该时期出现的许多历史题材的绘画和展览进行了有益的深入探讨，为我们对现代中国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她在1998年出版《危机中的世纪：20世纪中国艺术的传统和现代》（ACrisis:ModernityandTraditioweurya），分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主题、思想等。

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亨宁·奥特门（HenningOttmann）在2010年的《政治思想史》（Geschichtedespolitiskens）第4部（第369—407页）中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在革命前后（康有为，孙逸仙，毛泽东，早期中国政治哲学及其现实意义》（Politiskeninaoruion（KangYouwei）SunYat-sen，Mao，die?ltereesischePhilosophieuuelleBedeutung）的文章，文中描述了早期中国政治思想以及多样社会阶层对于历史性题材美术创作的影响，以及对近现代绘画发展的深刻作用。

德国学者莱茵哈特·艾默里奇（ReinhardEmmerich）2004年在《中国文化史》（esischeLiteraturgeschichte）（第288—395页）中发表了题为《20世纪文学》（LiteraturIm20.Jahrhu）的文章，文中讨论了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到当年中国文学对美术创作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维也纳大学卡特琳娜·埃根霍夫（Egeerina）在2012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在意象和图像学中看同时代中国油画：以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展览为例》（Zeitgen?ssisesische?lmalereizwisographieundIkonologie:AmBeispieleiellungzum6eehender·Ra2009）中以四幅油画作品：《戊戌六君人祭》《义勇军进行曲》《唐山大地震》《南巡途中》为切入点，运用欧文·潘诺夫斯基提出的艺术史三段式研究方法，阐明艺术史与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现状以及它们和艺术的关系。

2020年，美国学者BruceRobertson和中国学者张坚合编的《中美现代主义的互补：艺术如生命、理念》（entaryModernismsindtheUes:ArtasLifeArtasIdea）一书中，收录了《抽象或视觉逼真：历史画创作的新趋向——“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中的视觉表达问题》（AbstractorOpticalFidelity:rendsinHistoryPaihe1980s），一文该书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与关注。

三

新中国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在70年的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史画的创作始终是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开国大典》到《南昌起义》等诸多历史画的创作实践，从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及历史文化的关注到国家意识形态对历史画的直接参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画正在向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