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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的新方位 民族复兴与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综论（第6页）

叙事类的历史画语言质朴，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在借鉴欧洲风格的基础上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尤其在审美语言上，形成了独有的东方气质。

西方的历史画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始就一直以宗教与神话为主题，直到18世纪中后期才被贴近世俗生活的历史画所取代。

而新中国的历史画从一开始就吸收其他各种类型风格的长处来建立“现实主义”

的历史观。

与欧洲的古典主义历史画相比较，与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历史画相对照，我们的历史画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这些作品清晰地表达出了他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以及民族认同中的传统文化价值。

或许，我们可以据此考虑建构中国历史画学派的可能性。

其一，新史观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现实生活为主要素材，始终以人民为表现对象，侧重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侧重对平凡事件的表达和深刻反映社会政治问题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画的重要特征。

贯串其中的，是源于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传统、19世纪法国的写实主义传统以及20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观。

这种人民史观，把目光对准了现实中普通人的生活，人民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倾向性。

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外表的朴实无华和内容的深刻戏剧性、强调历史与现实经验之间的联系是这种艺术史观的基本特点。

其二，在创作思想上，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为政治服务”

“为人民服务”

，以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艺方针，历史画成为表现“生活的教科书”

。

受苏联文艺创作思想的影响，5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尝试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建立对历史的真实再现。

但是这种“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艺术家的真情实感和艺术个性，这种固定公式化的创作往往造成艺术家在题材和风格的选择上经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历史画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开始，从思想上走出“文革”

的阴影，艺术家获得了精神自由，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提倡多样化。

从1949年以来到今天，历史画的创作一直是循着“面向现实”

“面向生活”

的道路行进的，但随着“中心意识”

的消解，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在表达方式上也在向历史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延伸，人们对“再现”

已经不再满足，认为历史画不应依附于历史，而应以历史事件和现实隐喻现实生活，对历史进行重构，因为处于现实的艺术家根本无法复现过去与未来时代的面貌。

其三，在语言叙事方式上，新时期以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在构图、造型、色调、光线、笔触等方面都明显向具有个性特色作风的方向转变。

这种个人化的叙事风格虽然在语言上是写实的，但在表现方法上却采取了象征、寓意、夸张、变形以至抽象语言，以突破感受的经验习惯；在创作倾向上偏重于表现性语言的表达，具有改变客体的语言特征；在叙事方式上力争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探究其内在隐含的深刻意义，在关注人性的基点上去表现特殊的历史事件。

事实上，新时期的造型语言已经超越了写实绘画的语言范畴，单一的表现手法已经无法满足对历史复杂多样的承载需求，在写实造型之外，许多艺术家还采用了像表现主义绘画中夸张、变形的手法。

在历史画的创作中艺术家的独创性是受到题材类型的规范要求的，个人的艺术风格既要符合所选艺术种类的本质和概念，又要符合艺术理想的普遍概念，以达到个人叙事风格与历史逻辑的结合和完美统一，在注重个性风格的历史画中，画家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巧妙地将历史语言纳入自己的语言表述系统。

其四，在体制方面，委托制与个人选择相结合是新环境下的创造性运作方式。

2005年启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篇章。

国家投资、政府订件，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品创作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给画家提供了资金方面的重要保障，也使得国家层面的大型美术作品的产生有了独特的保障机制，即使在国外，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型创作依赖于国家或者教会的支持。

把社会体制的各个部分都纳入理性的管理之下是新世纪“有组织的现代性”

的显著特征，如果艺术家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资金，他们将从变幻莫测的资本主义市场中解放出来，并可以拒绝市场潮流的**而专心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中国的国家资助艺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完全没有受到商业利益的塑造、设计和限制，国家不仅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舆论等方面的资源，而且在意识形态和创作方法方面给予画家完全的自由度，它要求创作者必须站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来思考和评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