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浅谈艺术博物馆的智识机制建构（第7页）

，同时将硕大的镜面以45度的折角悬于“建筑”

上方。

观众可自由地选取姿势与“建筑”

互动，并借助镜面成像实现超现实的效果。

其呈现的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中国城市画面，而是西方国家常见的“中国城”

。

雷安认为，人们会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寻找熟悉的地方，从哲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人类的趋同本能。

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城”

和实际的“中国城”

非常不同。

中国城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不同文化融合的奇妙空间，是跨文化的空间。

这些作品引导着观众去质疑我们对“现实”

这个概念的理解的本质，同时观众亦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艺术博物馆在这类展览中，和艺术家一起，往往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智识建构。

整个展览本身的“未完成”

性恰好是展览最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有创作思维和理念的智识成果呈现，更是跨学科工作的执行——从某种意义上，“未完成”

的作品相较于完成的作品，需要调用更多的学科智识，也需要更多的跨学科技巧，对于空间和作品之间的关系，需要解构与重构，其中包括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

新时代的艺术家可能运用多种工具开展创作行为，其作品并不导向诠释论的范畴，或者并不鼓励诠释行为。

正如鲍里斯·格罗伊斯认为的：传统的艺术机构及其挑选、展示的方式已被淘汰。

[39]安尼施·卡普尔201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做的个展，并不主张艺术博物馆对其作品做诠释类的解读，他鼓励任何观众对于其作品的属于个人特点的评说。

这或者可以理解为：安尼施·卡普尔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并不倡导一个“正确的”

诠释意义，他的作品的意义由每一个观众自主定义。

在这样的艺术关系中，艺术博物馆与艺术家都不再是作品的意义生产者，或者说作品的意义是一个变量，随观众的变化而变化。

以往的博物馆工作强调作品的一种线性关系，无论是时间顺序还是逻辑关系，叙事永远单向性地从作品流向观众。

而新时代的艺术场域不再提倡“权威”

，艺术博物馆不再执着基于展出作品意义和关联背景的“二次创作”

的机会。

艺术博物馆也由放弃权威、放弃诠释作品这一行为，得到了更纯粹的、基于“平等凝视”

的展览实践。

艺术博物馆从单向的传递转变为平等的交流。

观众不再是旁观凝视，而成为主观艺术意涵的构造者。

开放式的艺术博物馆工作，赋予作品多重意义和多维度呈现方式。

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展览，而是包含展览在内的艺术博物馆各环节的完整的智识工作过程，既包括艺术作品的挑选、陈列设计，也包括整合周边资源形成的诠释、传播以及商业化变现方式开发等等。

形式也不仅仅是作品和空间之间的关系，而是综合使用各种线上线下呈现方式。

由于针对传统展览在实际空间的观看形成的思考和网络赛博空间的包含展览在内的各种体验互动形式也完全不同。

其中，跨学科、跨行业，从艺术本身的思想和审美属性拓展开去，是必然选择，这样的多维思维模式既是艺术博物馆智识机制所致力建构的思维模式，也将产生新的审美、新的展览与新的作品。

马丁·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写道：“要是一件作品被安放在博物馆或展厅里，我们会说，作品被建立（aufstelle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