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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缺失（第8页）

“神道儿了”

，“玩玄的”

！

诸如此类的口语评价，可以折射出批评界对此类创作的兴趣索然。

这一方面可能在于艺术家创作的无力，更可能是批评家自身对传统的无知。

以基督教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艺术家也面临类似的尴尬。

与此相类似的是，高名潞所提出的“意派论”

所受到的冷遇。

高名潞指出西方艺术史仍然受困于“二元对立”

的理论架构，“再现论”

依然是其最根本的理论核心。

在对中国哲学的梳理中，期望给当代艺术以传统衔接之可能，由此提出了“意派论”

观点，并做了细致的当代艺术梳理。

尴尬的是，由于过多触及“传统”

，至今在批评界并无有效的回应，也无有效的分析。

一曲独奏，满座动容，而无觥筹交错。

2.“艺术语言”

问题的被忽视，背后是对“艺术本体”

的无视。

“语言”

相对于“题材”

“立场”

而言，变得好像不太重要。

在三十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题材批判”

“前卫批判”

发挥了其作用，但“艺术语言的批判性”

在文本梳理、展览展示中一直被忽视。

在“事件”

优先、“戾场”

至上的当代艺术氛围中，前两种批判中潜在的“艺术语言”

线索也被遮蔽。

深层原因是对“艺术本体”

的严重忽略，更深的原因来自“庸俗社会文化论”

的扭曲变形，无孔不入。

如果细致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史，从吴冠中对“形式美”

重要性的提出，到“'85美术新潮”

艺术家在语言层面的探索（比如浙江美术学院张培力、耿建翌有意识“平涂”

，以对抗“伤痕美术”

艺术家的苏联、法国绘画技法传承），乃至到90年代的“政治波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