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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连环画发展与转型相关问题再思考（第2页）

的接受模式，“连环画中的人物、故事、主题以及结构、分幅等等，在叙事脚本中就已经固定下来，它是绘画创作的前提与依据”

[2]。

首先，连环画的文学脚本不仅充当画面内容的说明、补充，而且决定了很大一部分内容情节的走向与主题情感的表达，也为叙事图像的铺陈提供了思路，因而，文学作品的内容选择成为不同时期连环画创作价值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其次，连环画的发展过程中，没能培养一批既能创作脚本故事，又能绘制原创故事的综合性艺术工作者；最后，连环画的创作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表现，创作者需要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刻的历史体悟，且对艺术表现能力有很高的造诣，这也是创作优秀连环画的基准。

叶浅予认为：“连环画作为搞创作的一个学习过程，培养创作的能力，这种锻炼，效果很明显，有利于掌握方法。

因为连环画每幅画都要遇到创作有关的问题，从构思到完成，画十幅画就有十个过程，等于十幅创作练习。

对于画人物来讲就更加重要了，连环画表现的都是社会的人。”

[3]贺友直在谈及连环画创作的方式时说道：“绘画的局限性是由于它表现出来的形象是静止的、无声的，但却又必须把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告诉观众，这就‘逼’它必须用形象本身说话。”

[4]艺术家面对的创作主题选择来源于与所处时代关切的内容，在挖掘新的创作题材，研究与自己过往生活不同的生活体验上，创作者能发散思维，在感受不同的生活、情感体验中，获取新的启迪。

连环画画家仍站在脚本创作者的角度去理解故事，被动诠释别人的价值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赵奇的《靖宇不死》、侯国良的《呼兰河传》等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的诞生，证明了一批创作者仍在坚持地推动连环画的发展，但对连环画的销售和对读者的吸引却没有新的改善，这也在于连环画的创作已经很难跟上社会生产模式和人们生活状态的变化。

沈尧伊的黑白版画连环画《地球上的红飘带》，其本质核心都是对于既定的文学作品的再造、重读。

从创作视角而言，《地球上的红飘带》创作者沈尧伊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与深厚的艺术修养，耗时六年多（1988—1993）创作926幅连环画，以连环画作为载体表现了“红色经典”

中长征的故事，传达了创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与对更深层次的精神与美的探索，画作的价值突破“小人书”

的范畴，基于一种对历史责任的考量，超越了普及、娱乐化大众艺术的审美范畴。

在大众的生活节奏、审美取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物质生活的充盈的条件下，大众的审美偏好很难从快节奏、高运转的生活模式中沉淀下来，去思考严肃、崇高的艺术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地球上的红飘带》于2006年11月在北京华辰以1540万元的成交价售出原稿的926幅画及8幅人物肖像。

《地球上的红飘带》依托的不再是传统“小人书”

对大众艺术审美爱好的吸纳，而是向另一种更高学术价值的定位与新的市场价值的划定。

画家尤劲东曾在访谈中谈及对连环画未来发展的看法：“文学性作为美术创作中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连环画的专利。

连环画的基本概念只在一种连续性绘画形式。”

“连环画画家的视野从文学作品中解脱出来，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直接编写非文学的‘脚本’，将连环画视为小人书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

[5]对于连环画未来的发展，如果仍然局限于对文学著作、既定的脚本的修改，连环画的发展将徘徊在一个困窘的循环之中。

文学性流行于美术创作中并不是连环画的专利，连环画与文学作品发生联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附属，或是连环画作为文学作品的附庸，连环画的价值更多在于在艺术实践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从叙事图像的形式技巧上说，连环画发展的表达达到一种饱和的状态，往下发展则是一种对样式与风格化模式的追随。

而连环画的新发展在于突破脚本、图像的纯粹转化，寻找一种内核的叙事图像创作的核心特点，脚本的内容转述不再是画面的重心，通过画面的感受，给予阅读者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让阅读者在脑海中形成自我的语言文本，在画面的转化中，将故事的脉络自由地联系，形成自我连环的故事连接。

连环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选择的结果，连环画符合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消费的主导观念与政治文化宣传的需求，连环画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性，如20世纪40年代合乎“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要求下，连环画以一种更为通俗、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载体呈现；而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连环画成为宣传文化政策的理想媒介；在改革开放之后，消费文化的载体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多元影响下，连环画的独特性历史意义被逐渐取代。

大众作为连环画的主要消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连环画的创作的导向。

“‘大众’是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范畴，是事实也是观念，在不同的时间、时空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关联。

从性质上来看，‘大众’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一种是同义于人民群众，是带有一定阶级性色彩的概念；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驱动下诞生的大众，主要以文化消费和社会生活来界定的概念。”

[6]当下“大众”

的概念从最初指向社会普遍性群体的代称转向了强调社会意义的消费文化的普遍性概念，大众文化的审美导向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与物质生活的提高，更为趋向于娱乐性、更富有快感体验的精神享受，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说“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7]，揭示了现代人对文化需求的转变，也正是因为当下对文化的娱乐性、趣味性更高层次的要求，使得注重文学性与艺术性结合的连环画难以适应。

姜维朴先生对连环画的发展困境提出了新的设想：“面对这种形势，是以媚俗之作去趋炎附势，使连环画事业遭受更大损害，还是坚持优良传统、大胆改革、努力创新，以新颖而精湛的作品去满足读者的需求，夺取连环画新的繁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无疑是新时期连环画工作者面临的一场严峻的考验。”

[8]

（三）出版单位的市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