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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费孝通 2021社会学艺术论坛横渡乡村的实践报告（第3页）

是一种理论的支持的实践，目的是建构艺术社会。

而对我来说，“社会学艺术”

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加上一个“节”

字（不只是一个“节”

字而已）是更加动词化，有趣的是我们无法叫“艺术学社会节”

，而只能叫“社会学艺术节”

，它当然不是一个固定的季节项目。

当年，李友梅所提到的社会学院和美术学院如何互动推进，使这两个学科之间走出一条可行的合作之路；现在，耿敬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推进，而我也一样地认为社会学院要越来越艺术学，而美术学院要越来越社会学。

费孝通在其1989年11月2日写的《八十自语》的前言中说：

“志在富民”

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

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者去多考虑考虑，做出较好的答案吧。

这段话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耿敬教授所引用，并且写在他所策划的“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

首展，即2021年4月17日在横渡美术馆开幕的他和社会学社工专业学生动员的“村民手机摄影竞赛”

展的前言上。

从当下的角度找出费孝通的历史叙述，使费孝通的理论引来内容上的新活力，也使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根长出新枝叶，这其实也是在当下的角度找到费孝通的言论中的合理性和当下的有效性的一种方法，耿敬在研究上又实证又开放，自然带来了费孝通理论的系统再造。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在其发文《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开篇就说：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也是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为在新的形势下更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于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作为长三角的重点城市，上海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层面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上海市文旅局根据各种美术馆和社会组织的“艺术社区”

的实践，在公共文化推进会上也做了“艺术社区”

计划。

“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

是文化政策创新中的上海实践团队从上海到长三角的横渡乡村进行在地性实践的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自发组织艺术乡建，而是基于当下艺术乡建实践进行的“艺术社区”

从城市到乡村的规划的合理性及其公共行政和运作机制的社会学调研和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实践。

其实，这些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领域一直有文化送到家门口的政策和行政要求，从乡村图书馆到乡村美术馆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发展或者所形成的文化综合体，就是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横渡美术馆的文化综合体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这样的稻田中呈现了出来。

乡村经济和村民主体性一直是费孝通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当然，乡村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方式会随着村民富了以后而发展，主体性更是离不开文化和艺术在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塑造。

所以费孝通晚年从对社会经济的关注进而到对思想层面的关注，才与我们的艺术乡建有了结合，区别于以前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实践，我们又多了一个对费孝通的晚年思考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对费孝通的研究加以引申。

很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1996年4月费孝通的毛笔题字：“站在经济发展的前线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意识。”

在当代艺术理论进入到艺术乡建的十多年甚至更早时期，艺术家饱含着浓烈的乡村意识，“画家村”

在乡村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使得艺术家不断地通过强调自己的历史意识而对乡村进行回望，并提供意识上的创新。

他们虽然使用的是艺术，但他们的行动是在地性的行动，并且在文化政策出现之前，艺术家就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推动着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发展，尽管艺术家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并没有这个义务，它不是出自行政层面上的执行，而是自由艺术家的个体发起，众艺术家们的支持而形成，我们现在形成的“许村计划”

等案例就是这样的，而“社区枢纽站”

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构城乡艺术社区的专业平台。

范迪安在2020年全国“两会”

上就以美术界的例子阐明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

，它可以“助力乡村文明的建设，例如深入研究乡土文脉，保护好乡土风貌，特别要保护好那些非常具有珍贵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广大乡村有非常丰富的民族工艺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使这些遗产得以活化，助力乡村产业文化的振兴，也留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