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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 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初探（第3页）

1942年以后创作的《减租会》《部队秋收》《离婚诉（二）》等都是“白古元”

的面貌。

“剔黑成白”

也算是延安地区版画家的一个特点，当时在上海、重庆等地十分活跃的李桦、王琦、陈烟桥等则都是以黑调为主。

“白古元”

的面貌在1944年以后又有所变化，当然他不是回归之前的黑调风格，而是更加注重作品内容与表现风格的结合。

以《老炊事员的寿辰》为例，他表现的是同志们为服务多年的老炊事员祝寿的真人真事。

根据现实情况，祝寿发生在夜间。

古元以黑调为主，通过对比凸显烛光照亮的房间中央，既营造了夜间场景，又突出了寿星老炊事员，也使整个画面充满一种戏剧的张力。

像《人民的刘志丹》《烧旧地契》等作品都特别注重通过黑白对比的关系来营造场景性的戏剧效果。

可见古元这时候考虑的已不单是作品的服务功能，还在服务性的基础上努力提升作品的本体力量。

从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古元已经注意到从民间艺术中吸收养料来充实自己的创作，其直接目的仍然是提高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接受度，但客观上也使他的版画出现了一些新面貌。

其中最明显的是他对剪纸形式的借鉴，1946年古元曾在《北方文化》上发表文章介绍民间剪纸：“好的剪纸，在各种民间艺术品中，是最健康、最能代表广大农民趣味的。

我们的美术工作者应该研究它，创造新内容的剪纸——剪出反映新的人民生活的剪纸，作为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之一，给予人民生活更多的愉快。

从研究千百幅剪纸里面可以得到许多营养，是新的美术特别是装饰美术一种新的血液。”

其实早在此前几年，古元就开始实践这一风格了，他在1943年创作的《合作社》《识一千字》《新窗花》等作品都明显采用了剪纸的样式风格。

除此之外，他创作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则采取传统门神年画的样式，既以传统形式宣传新的政策，又能在色彩、对象的表现上得到农民群众的喜爱，这是延安木刻所提倡的。

我们观察到，从这时的木刻开始，古元在作品的视角和构图上有其独特的偏爱。

他善于处理多人物场景，作品中心多在画面靠上的三分之一处，接近黄金分割的处理比例。

而这些多人物场景，几乎全是平视角度，其名作《离婚诉》《减租会》《人民的刘志丹》等无不如此。

如果说黄金分割的比例体现了古元在形式上的审美要求，那么平视角度则反映出古元的一种朴素的态度——亲近人民，融入群众。

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我们感受到古元的作品有一种平易、真诚、接地气的气质，他的木刻或许少了一点浪漫主义色彩，却也缩短了与观众心灵的距离。

古元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少采用强烈的焦点透视原理，而更喜用分段式构图、散点透视等传统中国画的处理方法，这在其竖幅构图的作品中表现比较明显。

比如在《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古元就采用了分层式构图方式，每一层的图像相对独立，而每层之间又有连续关系，共同构成了百姓拥军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方式在其1948年创作的《分果实》中也能看到，全画大致分为四层，每层分配的东西不尽相同，但最终都共同阐释了农民翻身当家做主的主题。

这种分层或分段式构图在中国古代的石刻画像、墓葬、石窟壁画中相当常见，著名的武梁祠画像石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处理《割乌草》《秋收》《破获地主武装》等竖幅大场景的作品时，古元则弱化焦点透视关系，以散点透视为主，辅以近大远小的方法，对近处和远处的人、物同样重视。

这种构图的缺点是缺少视觉上的冲击力，优点是具有叙述性，能够以游观的方式看清画中的每个角落，虽不符合科学的透视，却非常便于观众细细考察画中的人和物，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历史的复杂性，给版画这种传播性很强的艺术类型带来了机会。

如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当时出版物上的版画，更发现版画作为一种传播的媒介在特殊的时代产生了特殊的作用。

古元的作品被收入《延安木刻选集》，其中一部分作为礼品由周恩来总理赠送给盟军代表。

据古安村女士介绍，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得到了一件。

20世纪90年代，罗斯福的后人还写信给古元先生请其确认。

更有趣的是我们在河南省美术馆还发现了新西兰NyareneMassn女士（中文名为李明）所捐赠的古元先生延安时期的作品。

根据馆方的资料我们得知，李明于1947年随夫来到中国，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LouisEli）创办的培黎学校任机械课老师。

她于1950年归国，在路过西安时购得这些作品，带回了新西兰。

她于2011年将这些珍贵的藏品捐赠给河南省美术馆。

如今，我们在作品的中文标签旁还看到了英文翻译，可见李明女士对此作品的重视。

这些虽是在展览筹备过程中的小发现，但以生动的事实呈现了古元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