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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李可染在中国画现代变革中的贡献 兼谈写生对当下的意义（第3页）

在具体画法上，李可染借鉴西画的明暗处理，并且将传统线性的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的笔墨结构的层层累积，整体单纯而内蕴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李可染对积墨的发展首先在于长期细致地、科学地观察自然中对光色的领悟，并探索相应的表现方式，这与“五四”

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崇尚科学的信念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他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意境的追求，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

如，他从齐白石那里主要学习了深入观察生活和研究表现对象，对齐白石绘画的意境、情趣也多有借鉴。

而在范宽、龚贤、黄宾虹那里，李可染取鉴了墨法以及山水的气势意蕴。

黄宾虹山水的“浑厚华滋”

的民族文化美感精神对于李可染山水画境界的开启与影响不言自明。

同时，李可染还借鉴了西方绘画的一些技巧。

如，吸收了西方艺术中素描、油画、水彩的技法，发展出带有光、色因素的积墨，对于意境的营造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李可染还将西方艺术的空间感和体量感有机融入山水画的天地、宇宙时空框架中。

李可染的山水画在重新发现和表现自然美的同时拉近了画与观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古老传统与新时代人民的感情，故而较之明清以来的山水画更具特定地理环境中的真实感、生动性和丰富性，可以说是对明清以来愈益形式化、程序式的补正和突破。

其笔下的山水画呈现出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古代山水画的视觉形象——传统山水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体量感、厚重感和空间感。

在深厚凝重之中，又有氤氲的气在回环流动，使观者在与这些气的交流互动中沉浸其中，为之震撼。

1954年，黄永玉在《新观察》上发表《可喜的收获——李可染江南水墨写生画观感》一文，其中称赞道：“（李可染的山水写生）运用了我国绘画传统的水墨技法，描绘了祖国锦绣河山的明媚和壮丽，并部分反映了祖国人民的新气象和新生活，也流露着画家对于自然和生活的健康情感，因而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李可染将写生与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继承并守护中国画传统笔墨技法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合了西方绘画元素，经过反复探索“光”

与“墨”

的变幻交织，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积墨法的超越。

在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对象的同时，相对保留了笔墨的独立审美意味，即写实并未妨碍笔墨的充分发挥，并最终达到真似与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赋予了传统笔墨语言新的品质和意蕴，丰富了山水画的视觉语言，为当下中国山水画的新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

李可染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对红色的运用及其对新时代民族山水气魄的表现。

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红色多为画中的少量点缀。

整幅画面通篇都是红色则自李可染始。

李可染通过通篇红色，创造性地将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在山水画中表现了出来。

鲜红、热烈、灿烂的朱砂色在画面中的大面积使用，与巍然耸立、高至画面顶端的山水大河结合，营造出崇高、博大、厚重，又昂扬、向上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

李可染对红色创造性运用，既有得到乾隆朱砂这样偶然的机缘，也有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理解，更有在长期的贴近现实生活的深度写生中，目睹了新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新面貌，对祖国河山因劳动人民而产生巨变的感悟。

《万山红遍》系列作品，实现“景”

与“境”

的化而为一，既继承了传统的笔墨、色彩，又融会进了新时代的生活风貌和时代**，奏出了新时代的民族强音，呈现出民族之“魂”

，具有纪念碑式的时代意义。

“中国画不讲‘风景’而讲‘山水’，在我们的概念中，‘山水’就是祖国，山水、河山、江山、山河都是祖国。

‘江山如此多娇’歌颂的是祖国。

‘山水’就是艺术家对祖国的一种歌颂。”

[10]李可染的绘画凝结着中华民族、东方文化、社会历史与一个时代的种种因素，不仅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象征，也是传统文脉与时代精神结合的成功范例。

李可染的艺术境界体现为一种融入民族审美情感的境界，一种具有时代气息和入世情怀的境界，具有博大、雄浑、崇高、静穆、厚重、幽邃的美学特征。

他的美学境界，既是画家个人情怀与自然、社会的契合，也是生活经历、学养的积淀，更是时代催生的产物。

李可染的意境营造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但并非一种简单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