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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绘画色彩中的精神性特征（第4页）

故色有真色、假色、借色、变色。

色非纯自然之色，乃有长期社会实践所形成之审美观念。

故色之于造型，亦具主客二因也。”

从中可见，石鲁的色彩观完全超脱了写实主义的束缚，明显地体现出融合传统和现代绘画的取向，同时强调主观的精神性。

因此，石鲁晚期绘画的色彩突变，并非无迹可寻，也非十分突然的。

《延河之畔》《逆流过禹门》《华岳晨辉》《赤霞映碧流》等作品都已经清晰体现出他在色彩上的一次次突破。

这种突破不仅是石鲁对自己前面创作的突破，也是对当时主流创作面貌的突破。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石鲁绘画风格突变的时间在1970年，这一年石鲁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

在家人和同事的奔走下，他因为精神分裂症复发免于处刑回到家中[11]。

与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石鲁既遭受着精神的痛苦，又面临着艺术创作中断的焦虑。

似乎是为了摆脱这样的噩运，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开始对早期的写生作品做大幅度的修改。

不仅在构图上、笔墨语言上，而且在色彩上完全颠覆了原有的调子和风格。

这批作品包括《埃及人》《赶车人》《古城堡》《海边的图玛德》《红鹿》《林中少女》《美典神》《印度神王》等，均是1970年修改的。

如果将这批作品与修改前的原作相比较，可以发现，原有的写实性空间不见了，画面趋于平面化，人物形象变得奇特古怪。

而在色彩上，修改后的作品也体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征：

一是色彩纯度的大幅度提高。

对照修改前后的作品，可以看出，石鲁或将早年的写生作品中的题款用浓墨盖掉，或将原本的淡墨改作浓墨，用高纯度的朱砂色掩盖了墨色，在浓墨的背景上画上纯度极高的红色，使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散发出强烈的精神性。

这种方式在《林中少女》《美典神》《印度神王》《红鹿》《赶车人》等作品中均可见到。

像《美典神》原是一件白描作品，画中的女神神色安静，姿态优美，石鲁用红色印油渲染画面，只留出女神的头胸部，大面积的红色令人炫目。

石鲁在画中题道：“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

这幅画的修改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画面风格，令人躁动的红色与美神低垂的眼目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似乎预示着石鲁内心中的狂郁与现实的打击所带来的强烈冲突。

二是色彩的抽象化和神秘化倾向。

红色是石鲁晚期作品中最为典型的用色，大量的红色在画面上与黑色对撞，形成一种抽象化的画面结构和神秘化的画面气氛。

以《红鹿》为例，这幅画本为《印度旅行写生》作品中的一件，1956年在《美术》杂志上发表过，画的是一位坐姿的印度妇人，造型、色彩都是典型的写实性风格。

石鲁以朱砂和大红在这幅画上增添了很多神秘的符号，原本留白的地方增加了黑底红色的鹿，人物身上也以短粗的线条密密麻麻地填满，甚至在脸部也勾勒了很多红色的线条。

这么一来，原本显得恬静安稳的画面风格遭遇突变，大量符号化的文字和红色线条在浓墨的衬托下，显色十分突兀，甚至有了几分凄厉的效果。

《印度神王》在1956年发表时名为《流浪者》，以准确的笔墨语言描绘了坐在石头上拄着拐棍的印度人形象。

这幅画修改后，淡墨画就的石头被浓墨覆盖，并饰以红色的神秘文字，画面右上方的题款被浓墨修改为山石，山石中间的文字似为篆书的“流浪者”

，下方是大面积的红色文字，仔细辨认，有“亚夏石鲁敬绘”

“新德里之矿”

“劫后复兴”

“泰戈尔”

等文字。

画面左侧有“印度神王伏虎降龙”

等文字。

神王面前的陶罐改成了红色的罐子，身上的衣服也装饰了密密麻麻的红色符号。

修改之后，流浪者的形象**然无存，但神王的形象却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