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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犋变工队 马歇尔背后的画（第2页）

变工互助模式并非延安首创，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却别有意义。

陕北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全面抗战的现实和全国各地不断涌入的人口，起初靠外援为主的延安面临持续的经济困难。

为应对这一局面，1939年起，延安开始调整经济政策，鼓励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1939—1941年，陕北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同时由于日军的扫**，以及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

后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对解放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直接导致延安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

为彻底解决经济难题，边区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广泛动员军队、机关、学校以及当地群众和农民扩大生产，并通过开展生产竞赛、表彰劳模、改造二流子运动，举办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出版和张贴图文宣传材料等方式强化舆论氛围。

大生产运动的重点是农业生产，扩大农业生产的核心是将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其中心环节是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主要实现方式就是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互助组织。

[1]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发展农业是边区的首要工作，组织劳动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

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首次将互助合作提高到边区农业政策的高度[2]。

因此，从1943年春耕开始，陕北的劳动互助合作“走上了一个新的、自觉的发展阶段”

[3]。

胡一川关注到这一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两天来看到党报上登载些扎工队的消息，我有些坐立不安了，我似乎在看到整个边区的农民由个人生产方式渐渐走上带集体性的路上去，我对这个题材的木刻很有兴趣。”

[4]他甚至还借阅了一本肖洛霍夫（МихаилА.Шолохов，1905—1984）描写苏联集体农庄建设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5]，社会理想与生活现实的化合让胡一川感到非常振奋。

春耕伊始，为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于1943年3月10日召开，号召延安文艺家普遍下乡，创作“反映八路军，反映边区，反映群众生活”

的“有内容的作品”

[6]。

因此，1943年3月20日，胡一川写信给周扬，表示“想下乡亲身生活在那个圈子里面去”

[7]。

他的下乡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在写信给周扬一个月后，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和“党的美术工作者”

[8]，他前往延安南区三十里铺体验生活[9]。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实际接触变工队和扎工队，与他们同吃同住、一起工作，并访问了当地合作模范刘建章和劳动模范吴满有。

在那里，胡一川留下了不少“不是用脑子可以想象出来的”

“画室找不出来的”

速写[10]，并创作了一件表现“扎工队上山的情形”

[11]的版画色彩稿《扎工》，以及另一件反映扎工队工作的套色木刻《开荒》。

尽管如此，胡一川对当地农业合作生产的现实并不十分满意，而是期盼着一种更为理想的未来[12]。

“未来”

来得很快，在胡一川从三十里铺返回延安的7个月后，延安举办了规模庞大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1943年11月26日开幕）。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著名演讲，肯定了一年来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鼓励群众自发组织变工队、扎工队，并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

[13]。

演讲将大生产运动和农业互助合作推向了新的**。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发布宣言，提出“普遍发展变工扎工”

，向吴满有领导的吴家枣园等互助劳动组织学习[14]。

边区政府也很快制订出在1944年实现“农业劳动力百分之五十以上参加变工队”

的工作计划[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