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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楚生看20世纪海派艺术家三个维度的新变（第3页）

二十余岁是人生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之一，艺术院校毕业的人多会选择或考虑从事艺术相关的职业，推动了职业艺术家群体的扩张。

国内外美术院校毕业的艺术青年投身于美术教育与运动中，如刘海粟、关良、朱屺瞻等，海派艺术之所以能在20世纪如此蓬勃发展，归因于这些美术学校的庞大力量。

许多海派艺术家进入专业美术院校学习并从中脱颖而出，随后接过美术教育的接力棒，如上海美专的吕凤子、姜丹书和吴茀之。

所以潘耀昌认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是以中国新兴美术教育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以新型国立美术院校的创建为契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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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将来楚生成功引入了艺术圈，之后他的人生几乎围绕着艺术展开，出版作品集、参加展览和社团，稍有名气后被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聘为花卉教授，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后聘其为画师。

他在上海各个艺术组织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如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后他在篆刻组中担任组长，其他任职如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

来楚生的艺术生涯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美术学校的教育，这些学校成为20世纪艺术活动的中心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可见其对近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文艺政策：支持为社会与人民服务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的创作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来楚生中后期的艺术生涯中，海派艺术家受到文艺政策的影响，开始探索创作为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服务的题材，来楚生作为书、画、印“三绝”

的艺术家，这种文艺政策同样深深烙印在他的创作之中。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家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们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步伐，自此政治与文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1949年之后有了党制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的指导，艺术被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中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党的文艺政策对艺术的走向有着极大影响力。

毛泽东在阶级革命之中带有一种强烈的无产阶级价值判断，即提高劳苦的农民和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文艺应为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的观点。

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提出，“它要求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下实施，因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项坚定的政策”

[11]。

由上可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文艺政策都十分强调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因来楚生不属于早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所以他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创作还相对独立，直至50年代后期在创作上才有一个转变。

不仅限于来楚生，整个上海文艺界都转变了创作思路。

“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上海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题材更加广泛，尤其是涌现出一大批塑造新的人物、反映新的生活、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

它们热情讴歌历史的真正主人、民族的脊梁，讴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新的观念、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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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首先受新中国成立的影响，来楚生是十分热爱和感恩中国共产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受尽苦难的楚公由衷地喊出：‘党的阳光也照到了我的身上！

’强烈的翻身感，使他的创作思想焕然一新，这阶段他刻过一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印章，以代表自己的感情。”

[13]其妻子也回忆：“新社会使他对艺术事业又产生了信心，他要创新，要提高，要不落入窠臼，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创作劲头是他一生最大的。”

[14]党领导的新中国使来楚生的人生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也更加愿意歌颂、赞扬这个时代。

其次因战争结束、社会稳定，他的经济状况逐渐转好并于1956年进入上海画院任职，组织上的创作任务无不是围绕着上级文艺政策展开的。

来楚生曾提出创作内容应跟随、反映时代的观点：“因此，传统不是尽善，有好的，也有坏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时代兴盛，一时代衰迢，是随时代文化的改变而改变的，内容因随文化而改变，这是很自然的。”

[15]而对于服务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创作目的来说，重大历史题材、人物画是最佳之选，来楚生最擅长的花鸟画在这一时期曾遭到不科学、不适合创作主题性绘画的批评，以至于他也曾创作过少量的人物画。

所以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对于一个擅长花鸟画、书法、篆刻的人来说，如何去鼓舞、启发群众，来楚生的答案是创作“大众喜闻乐见”

的作品。

在花鸟画创作上，海派艺术家所擅长的古典主义的、孤傲高逸的创作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

最开始的解决方案是以借喻象征的手法创作，如来楚生曾画的《荷包花》题词“朵朵荷包颗颗心，心心颗颗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