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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楚生看20世纪海派艺术家三个维度的新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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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画中赋予了对新中国的深切感情，又如林风眠、唐云都画过《朵朵葵花向太阳》以喻“一心向党”

、画游鱼追逐喻“力争上游”

，丰子恺《百泉竞流》“虽表现的是众人观瀑场景，却寓意了祖国统一、欣欣向荣的美好含意”

，[16]如此等等。

但来楚生不久就停止了这类创作，转而创作起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着重表现当代人生活的情趣。

来楚生的好友唐云多次劝说其变法，1961年来楚生参加上海花鸟画进京展，唐云作为组织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画人民喜爱的花鸟画》，开篇言道：“花鸟画，是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

它本身虽不能直接反映人民生活，但与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有关。

正因为如此，花鸟画家在今天伟大的时代里，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应贡献出更新更美的作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7]他认为艺术家应该将对新时代的思想感情注入创作中：“主要依靠作者的正确世界观，以无限的热情对待生活，在大自然中感受吸收，积累形象。”

[18]所以服务于广大人民的作品应是**洋溢、欣欣向荣、具有新时代特征的风格。

这一风格具有普适性，海派花鸟画家们所表达出来的精神无不如此。

来楚生曾说：“能否‘推陈’，能否‘出新’？问题在乎人的思想感情，生活得来的新的感染多一点，画也会新一点，水到渠成，会从量变到质变，只要思想新，从生活中来，什么花鸟题材都可以画。”

[19]这就是花鸟画如何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发展做贡献的新出路——从时代生活出发，将新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体悟倾注于艺术创作之上，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

正如沈柔坚在1978年曾说：“来楚生的艺术风格是随着时代而变，这个‘变’，是当他沐着党的阳光，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开新花结硕果的，这朵鲜艳的艺术之花，是他的新思想新感情的产物。”

[20]

如何从生活中得来得更多？“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21]党的工作会议一直强调文艺不能脱离群众，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文艺作品的“大众化”

。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看法：“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22]在文艺青年下乡劳动改造中，他们与工农兵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有所想所感后创作出为人民、社会服务的艺术作品。

艺术家们，特别是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家与人民大众深入地交流情感，据王个簃回忆：“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领导上安排我们到罗店去蹲点。

富华同志带队，同去的有郑慕康、胡伯翔、来楚生、陆俨少、周炼霞、陈佩秋、毛国伦等十几位同志。”

“平时参观和学习的时间安排得很多。

我们走遍了附近的一些大队和公社，结识了一些农民。

我在罗店深入生活期间诗兴大发，有些题材是我坐在家里怎么也想不出来的。”

[23]来楚生与画院众同事一起下乡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在此之后乡村野地的情境占据了其创作的大部分，如池塘、野凫、青蛙等物象常出现其画面之中，这都是人民群众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此类作品深受他们喜爱。

不仅限于题材，来楚生设色的淳朴野逸也是受之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此时来楚生还迎来了毛泽东诗意创作的高峰，在山水上引用毛泽东诗词为题并抛弃原有山水画隐逸静谧的色彩，转而以象征的手法歌颂新中国建设和革命事迹使得画面极具现代气息，山水画的内涵也因此改变。

陆俨少、吴湖帆、贺天健等海派大家都创作过非常多此类作品，贺天健曾说：“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国画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的原则下，国画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山水画也不例外，同样获得了很大成就。

山水画在描绘这一伟大时代中的山河新貌，将会愈来愈多地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创制出最新最美的山水画来。”

[24]来楚生虽不善山水，但他大量创作毛泽东诗词的书法篆刻作品，还创作了民歌谣等属于大众文化的肖形印作品。

所以在书法篆刻上，来楚生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题材的大众化，多是对当代诗人、文学家作品的抄录，还有历史纪实性的文字，如党会的开幕词、宣传标语等，将书写的内容与时代气息、历史事件紧密相结合，这些内容都是人民群众所了解的和喜闻乐见的。

风格上的大转变在其绘画作品的题款中表现最为明显。

他书法主学黄道周，书风峭拔凌厉、纵横争折，结构斜画紧结，笔意连带萦绕，对于一般人来说难于欣赏与辨认。

到这一时期，可看出其画作的行草书落款结构平正、不多连绕、易于辨识，因为这个作品是服务于大众的，来楚生需要用文本来释读画作的内涵，在这幅作品中落款的书法艺术价值不如文字本身的可释读性重要。